我很少读文学界的争论文章，对许多事情很胡涂。比如文学的雅俗之分，界线在哪里？就极不明细。年轻时学《诗经》，老师说：“国风”原是古人的顺口溜，即今天的快板，我想这是俗文学无疑了。近年碰到位青年新潮诗人，雅得够份儿，他说凡是读得懂的诗必定俗，他决不读，我问“诗经的国风算什么？”他说，“当然是雅文学，读不懂么。”“国风”和这位诗人到底谁俗谁雅，闹得清么？再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我一直把他当作雅之又雅的大作家，我读过他的全部中译本。常常故意在以洋为雅的朋友中卖弄一下，以示自己也不俗，连革命导师恩格斯都肯定过，这还不保险？谁知有次我在一个法国作家面前谈巴尔扎克，他却客气地说：“唔，巴尔扎克是我们最出色的通俗文学作家之一，你喜欢他我很高兴……”

至于中国古典小说，那就更难说了。皇帝们开科取士，只考论文和诗，从来不考小说。可见中国古人把一切小说全视为俗文学的，连我们今天奉为经典之作的《红楼梦》、《水浒》也不例外。但今天是一定要把当代小说和它的作家分清两类了。这说明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了进步，更加高深和精密了。是好事，但也带来麻烦。一不小心划错了会得罪人。我曾热情地赞扬一本小说是当代通俗文学佳作，作者听说后极为不满，以为我有意侮辱他。从此我不敢再乱捧扬，好在这是评论家的事，不介入影响不了饭碗的。我自己写小说，是瞎猫碰死耗子，怎么顺手就怎么写。从来没发誓要当“俗文学家”或雅文学家。不过一入这行，碰巧就在老舍、赵树理手下当差，耳薰目染，受点影响在所难免。我二十岁那年，头一次去树理同志处汇报工作。临走时请他介绍几本书供我学习。那屋里有书架。不过他的书大部分不放在书架上，而是在沙发上乱堆成一个小山。找书时他就一本本从这个沙发扔向另一个沙发。扔了十几本，抓住一册《七杀碑》。他说：“你看看这个，这书思想观点可能不对，可是写得引人入胜，读者爱看，学学他的写法大有好处！”

也是这一年。我写了篇稿子交编辑部，编辑部认为可发，就送给老舍先生过目，老舍看了把我叫去说：“不行。这样就发出去多寒碜！拿回去出声念两遍，看上口不上口。那儿不上口，把它捋顺了！我告诉你，文章啊，念着不脆磞看着就泄气！”

写小说要“引人入胜”，文章得能“上口”，这种理论我是头一回听说，但从此也就养成了个习惯。写小说从结构时就从读者角度想一想，怎么个章法读起来有趣；写完了念两遍，看看把话说利索没有。把老舍和赵树理列为“通俗文学家”是近年来文学新潮中的论调，那年头还没这个说法，我想即使有，我大概也会向他学习，别管什么家，文章写到老舍、树理的份上极不易，不信试试。

其实我年轻时倒是极想混入雅群的。那时我读西洋文学，特别是苏联很入迷，认为树理同志式的小说手法有点不时髦。所以在写作时我极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新潮一点，明明是“一条白狗”，我得写成“狗，白色的！”“他正在吃饭”得写成“正在吃饭的他。”觉得这样才时髦，才够派，也就是才“雅”。大家看看我的《在悬崖上》，就知道我以上交代属实，后来，具体说是二十多年后，年岁大了，书也读懂一点了，再看自己这些装腔作势的文章才感到害臊。从此就立下两个宗旨，中国人写小说，头一条要把中国话说得像中国话。这么条简单道理弄了半辈子才明白。办起来更不易，得下点功夫。二，小说是叙事文学，中国人叙事有中国人的习惯，怎么叙得叫人爱听，想听是个学问。当然要学习外国同行的长处，但以学得看不出出处为上，这样弄了几年，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有点看头，有点特色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三高”的翻译文字了（三高者高植、高名凯、高莽也。他们三人的译作我读得最多），暗自感到点安慰。大概也就因为如此，才有了点民族化、大众化的意趣。我读过一些被认定为“通俗作家”的作品。老的如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新的如金庸、梁羽生，有几位还有幸相识，我很钦佩他们的作品，论功力、才情、学问，都不可多得，不是轻薄几句就能抹杀、自命不凡就可超过的。

我向来怕介入争端。说以上这些，也只是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不赞成别人有另一番解另一套作法。中国如此之大，刊物甚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必有你无我，党同伐异。有这工夫花在写作品上比花在宣传主张建立门户上强，这是我个人的主张。

198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