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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泾师之变、奉天之难、二帝四王之乱,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背锅侠的日子不好过。
肃宗去过灵州(灵武)、代宗逃过陕州(三门峡)、德宗差点挂在奉天(乾县)、顺宗被逼禅让(永贞内禅),皇帝换成这步田地,你说西域?西域是什么东东?!
西域是什么不重要,关中是老家,这谁都清楚!
守陇山的朔方军顶不住,弄不好大家都得泛舟海上,提前给赵构打个样。
一、朔方唐军的防守反击
朔方军是唐朝最有战斗力的边军,王孝杰、张仁愿、唐休璟、郭元振、王晙、薛讷、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崔宁、杜希全、浑瑊、杨朝晟、李文悦,这些镇将的名字,几乎能串起整部唐朝军史。
所以,朔方军是一支充满了荣誉感的部队,忠心耿耿、自视甚高。
仆固怀恩叛乱后(时任朔方节度),郭子仪笃定朔方军必不背唐,便是基于其强烈的荣誉感。
就这支敢打敢拼的王牌,在陇山抵御吐蕃时,依旧数次被打穿了防线,可见形势的岌岌可危。
很多人并不清楚,唐朝最危险的时候,并非安史叛军克潼关,而是仆固怀恩的变起肘腋。入关中的安史叛军已是强弩之末,仆固怀恩联合的回纥、吐蕃,可是如狼似虎的生力军。
要不是郭子仪凭崇高的个人威望,镇朔方、联回纥、击吐蕃、收长安,李家皇帝真是药丸。
这才是汾阳王“手提两京还天子”的功绩所在,要单论平定安史,李光弼、仆固怀恩未必稍逊一筹。
随后,郭子仪重领朔方军构建了,以泾州(泾川)、陇州(陇县)、邠州(彬县)为支撑点的陇山防线。
另外,孤悬于黄河东岸的重镇灵州(灵武)是朔方军的大本营,“北控河套,南制庆凉,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
吐蕃曾于大历三至八年(678年~773年),连续六次围攻,但始终未能得手。
如鲠在喉的灵州和陇山形成的犄角,让蕃军屡屡有后顾之忧,为打断唐军的防御链条,灵州与关中联络线上的节点——盐州(陕西定边县)成了反复争夺的焦点。
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盐州城陷,蕃军北上,夏州(靖边县)、银州(米脂县)、麟州(神木)、宥(鄂托克前旗)等州,相继陷落。
贞元九年(793年),唐军逐走吐蕃,复筑盐州城。
贞元十七年(801年)九月,盐州陷落,再次被吐蕃焚毁。
元和十四年(819年)八月,吐蕃兴兵15万,围攻盐州27天。
唐军在沙陀人配合下痛击吐蕃,“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
此战,也是唐蕃150余年战场恩怨的终章。
关中西部的陇山,南接秦岭北至宁夏,长240公里,宽40公里。史书上经常提到的“陇右”、“陇西”指的便是陇山以西之地。
陇山北部位于宁夏境内的一段,现称为“六盘山”,南部一般称“关山”,但在古籍中均以“陇山”统称。
作为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陇山险路盘桓为关中天然屏障,有“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之誉。
古代穿越陇山及北部辐射区的通道,一般来说有三条:
由西京(凤翔)至陇州(陇县),折向西南经秦州(天水)至渭州(陇西)。
或从陇州直接西行,经仪州(华亭)至原州(固原)。
再由奉天(乾县),经邠州(彬县)、庆州(庆阳)、环州(环县),至重镇灵州(灵武)。
后两条通路间还有两条联络线,由原州经弹筝峡(三关口)、平凉、彰信堡(潘原故城)、泾川(泾州)、彬县(邠州),至乾县(奉天)。
安史之乱后短短三十余年里,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豪取兰、廓(化隆)、河(临夏)、鄯(乐都)、洮(临潭)、岷(岷县)、叠(迭部县)、宕(宕昌县)、秦(天水)、原(固原)、成(成县)、渭(陇西)等州,将刀锋直接顶在陇山一线。
《旧唐书·吐蕃传》:“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陕西彬县)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
尤其是秦(天水)、原(固原)两州的失陷,让吐蕃获得了入关中的跳板,数次突破陇山兵围凤翔(西京)。
风声鹤唳之下,才有白居易的深深叹息: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
郭子仪重建防御体系后,虽然吐蕃进攻的难度加大,但每年秋季必来寇关攻城。为阻滞蕃军攻势,困守城垣的唐军,被迫以焚烧庄稼、草场应对,称之为“秋防”。
所幸郭子仪之后,唐朝并不缺少将星。借助陇山地势,德宗时的李晟、浑瑊曾多次给了蕃军,结结实实的教训。
乃至,吐蕃大相尚结赞曾言:“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
在躺地上挨揍几十年后,唐朝的经济、人口优势终于显现,经过榷盐法、常平法、两税法等措施的挖矿、爆兵,唐军终于撑过黑暗期,渐渐有了反击之力。
贞元四年(788年)正月,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移镇良原(甘肃崇信县)时,唐军已有了探出触角的能力。
悍将李元谅不再满足于困守坚城,而是转入了积极防御,不断向外挤压。
贞元五年,他凭借锦屏山三面深沟,又有汭河为屏的特点,抢筑崇信城(崇信县)。
至此,以弹筝峡、彰信堡(潘原故城)和崇信城为支撑点的纵深防御完成,吐蕃进攻泾州(泾川县)侧翼的通路断绝。
随着唐军防御纵深的不断完备,吐蕃攻势愈发艰难,秋季被迫焚烧未收粮食的情况锐减,凋敝的边区农业得以恢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描述道:“昌(刘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