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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

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中英战略矛盾，美方别有阴谋。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这一协定来说，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1941年5、6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1941年12月7日日寇对英宣战后，我第5、6军即行动员入缅远征。同月11日先遣一个团到畹町，车里方面也作了部署。16日第5军即行出发，26日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即因“英方表示第5军及第6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一直延误到1942年2月16日再行动员入缅。英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谁也猜不透。

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只能这样说)揭穿了：中国远征军再度动员入缅远征时，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供给中国远征军的油料。我第5军有一个技术员陈乃能当时当我的代表，在曼德勒领油，会到他认识的一个英国老朋友。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说：“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我给你每月发100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这个英国人气愤地说：

“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么？”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这许多油，你们几年也用不完。”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

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

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他自己亲自来指挥。

但英方并不欢迎蒋介石，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1942年2月27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胡敦，大意是铁道由我方守备，派副司令主持运输，划清中英作战地境。我派联络员到英军司令部，要胡敦将军答复上项照办后，我第5军始入缅。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3月1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

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他们会谈情况我虽不知，可是指挥权的问题仍未取得协议。因为以后蒋介石召集5、6两军长指示说，魏菲尔判断日寇迟迟不攻仰光，系因渡色当河困难，但他判断是由于调查我军行动；并说，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内，我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则五军主力集中后方(按此系指他希、曼德勒以东以北地区)。由这些情形看来，蒋介石仍未取得指挥权。

蒋介石另来一手，在他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我“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

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3月9日令第5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11日正式令第5、第6两军归史迪威指挥，12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2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18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5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200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我闹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据刘耀汉对我说，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缅后，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挥)。

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罗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史迪威逃往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缅公路，1942年7月间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敌的“遮羞布”。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12月间，因英国自顾不暇，美国也不同意，并未实行。以后1944年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也不是照这个计划从仰光登陆而是从缅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这也说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

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根本无敌人，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址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不，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

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其所以背道而驰，是他太“聪明”了。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最后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曾电我追回，但因他逃得太快，追也来不及了。

以后史迪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就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把他赶回中国。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场。我的最大责任是1942年4月19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5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先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28师、新29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