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国远征军:滇印缅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 热门小说吧(www.rmxsba.com)”查找最新章节！

1942年，中国退到印度的两个师（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被整编成中国驻印军，这支部队被史迪威带到印度的兰姆伽基地，用全套的美式装备武装并接受全方位的美式军事训练。但是仅靠两个师在缅甸北部发起反攻，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当时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也不足以满足需求，所以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加入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北，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1944年12月15日，中国驻印军攻克八莫，半个多月后拿下边境重镇南坎，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国民政府集中20万精兵，重组远征军。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捣毁日军据点，连克腊孟、镇安各镇，血战松山，收复龙陵、腾冲。

松山血战历时120天，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除一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人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另外，中国军人伤者逾万。

松山，宛如一座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永远屹立于怒江之畔，它险峻的身躯向世人昭示：犯华夏者，虽悍必诛！

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远征军全歼日军3000余人，以全胜战绩收复腾冲。战役中，该集团军9000多名将士英勇捐躯。腾冲之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滇缅战场的胜利，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滇西战役从1944年5月开始，一共历时8个月，日军被歼灭2万多人并被赶出了国门。中国远征军用6万多官兵的生命换来了反攻的胜利。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热血男儿永远长眠在滇西的高山峡谷之间。1945年1月当硝烟散尽的时候，这些脚穿草鞋的士兵和另一支英勇的部队——中国驻印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历尽磨难，10万将士仅剩3万余人，部分败退到印度。随即中国大后方掀起学生大从军运动，将10万学生兵通过著名的“驼峰航线”空运到印度，全部配以美式装备，成立“中国驻印军”。这支中国军队战无不胜，一路摧枯拉朽，全歼日寇王牌第18师团，解放缅北，对于打通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通道起到决定性作用。

刘安祺：

1944年冬，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方针确定之后，首先选调训练干部，然后由中央派人到各县市去发动青年从军。青年军的全衔是“知识青年远征军”，刚开始的时候成立了5个师——201至205师，师长都是当过军长、甚至集团军司令的高级军官，我因为当了几年师长和军长，就被选为205师师长，同时还兼57军军长。青年军205师的司令部驻在贵州省修文县的阳明洞，就是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修文古名）驿丞后自修讲学的地方，上面刻有“阳明玩易窝”五个字。

青年军的招募并不是各师分别办理，而是由中央统一招募，再分发各师。干部也是中央精挑细选之后分派的。青年军建立以后，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总监是罗卓英上将（他是陈辞修先生的骨干人物），蒋经国先生是政治部主任。我这个师的骨干是湖南大学和贵州大学的学生，另外还有一部分是高中生和公教人员，什么人物都有。师之下辖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信营，炮兵营长就是张国英，现在的国防部长郑为元当时是我的团长，另外有好几个干部现在台湾当少将，当时的排长也有两个在台湾当过宪兵司令。我们成军之后，先选调训练干部，随后就开始训练青年兵。我的训练中心设在札佐，经过半年多的训练，老先生亲自校阅以后，认为我训练得还不错，和经国先生两个人一再地嘉奖我。

1946年1月，我被调升为青年军第6军军长，副军长是刘树勋。第6军其实就是第1军，因为番号具有掩护作用，所以数字都会多编一点。当时青年军已增加为3个军、9个师，我领导的第6军辖202、204、205三个师，驻在重庆；第9军由黄埔一期的学长锺彬（广东人）统率，辖201、203、206三个师，分别驻在四川泸州和陕西南郑；第31军的军长也是黄埔一期的学长黄维（江西人，陈官庄陷落时被俘），他辖的是207、208、209三个师，分别驻在江西、福建和广东边境。每个师都准备担任作战任务。

我对第6军的安排如下：203师交给曾任胡宗南参谋长的罗泽阖；204师交给覃异之；205师则交给黄埔一期的同学胡素。整个军的任务除了督训部队之外，并担任陪都的卫戍任务。因为常常要视察部队（尤其是陪经国先生视察》，忙得不可开交，我的老太太住在成都，我都没有去探望过她，非常遗憾。

青年军从征召、入伍，一直到成军，这段期间正当抗战末期，国军精神疲惫，素质日差，而且战时生活疾苦，社会环境不好，经济状况也很险恶，大家觉得当兵是最贱的事，不只一般人民视当兵为畏途，连知识分子都不愿入伍从军，所以当时流行“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样一句话。更何况抗战时军人的待遇非常差，我从78师长、97师师长、57军军长，一直到青年军成立之前，家里连一个煤油灯都点不起，也很少吃肉；军队上课，粉笔也买不起，生活苦得不得了，所以谁都怕当兵。在这种状况下，经过政府和党国元老、社会名流的精心设计和大力号召，不只是大学生，很多大学教授都加入青年军的行列，中小学教员更多得是，现任“行政院长”李焕也在响应之列，这些人大都被编为教官。这完全是在政府的号召下，大家体认到国亡无日，有血性、有良心的年轻人为了救亡图存，一致抗日，都热烈响应，其盛况真可以用“风云变色”四个字来形容。经过这一个运动，军人的地位也提高了，所有的好男都去当兵。来台以后，有一次青年军的纪念会请我去讲话，我就强调青年军的两大贡献：第一是唤回军魂；第二是充实了复员干部。如果没有青年军训练出来的十几万人，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干部）的传承都断了，连台湾的接收工作都成问题。这两大贡献在历史上是不能抹煞的。

因为青年军待遇好，服装好，干部也是精选的，所以成军之后，军中积习得以铲除，民心士气也为之一振。当时我对青年军除了精选优秀干部、统御督训之外，还提出几个口号，经国先生很喜欢，比方说：“以知识青年之觉醒，唤起国家之灵魂”、“牺牲贡献，才可以挽救我们国家的厄运”，因为从军的青年许多都是小资产阶级以上，所以还有一个口号是：“享受先做最低的打算，贡献要做最高的准备。”这些也可以说是我政治训练的纲领。

王楚英：

跟史迪威处久了，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处事的公正。在一个盟军的军队里，这点是很重要的。我想说一件在兰姆伽军事基地开辟不久发生的事情。

兰姆伽这个整训基地，开办了很多学校，教学方案、计划都是美国人制定的。而孙立人、廖耀湘这些老带兵的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要求部属，在严格执行兰姆伽训练中心的训练计划外，还要把每天早上和晚间的几个小时充分利用起来，加练体能、射击、筑城等。结果，此事引起了美军联络主教官斯利尼和菲力浦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横加阻止，但被孙、廖两位师长断然拒绝了。此事闹到了史迪威处。

那天是1943年的10月19日，史迪威刚由新德里回到兰姆伽。他心情较好，因为美国陆军和蒋介石的结扣解开了，美国陆军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而蒋介石也同意由滇西出动15至20个师进攻缅甸。他听了斯利尼和菲力浦这两位美国联络主教官的控诉后，便兴冲冲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二位做了件好事。我正要找他们呢，就麻烦你们二位把他们两人请到我这里来吧，你们也一道来。”

不一会，四个人就来到了史迪威的办公室。史迪威一反平时的严肃态度，竟起身相迎，笑容可掬地要孙、廖两位将军在他身边的竹椅上落座。他并没有马上谈斯利尼和菲力浦控诉他们二人的事，而是大谈他这次重庆、新德里之行的收获。说完，他才接着把话题一转，对孙、廖二人说道：“二位将军，我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新22师和38师都是我的好部队，我的孩子们都是好样的。不过，在我们内部出现了分歧，这两位上校不同意你们每天给部队另外增加几小时训练的做法，认为你们不尊重美国教官，打乱了训练计划，加重了官兵的身心负担，影响官兵的健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孙、廖二人听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廖耀湘是有名的“宝庆辣子”，一听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两人是政府任命的师长，有权管理、指挥我们的部队。为了早日完成反攻缅甸的作战准备，我们对所属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加强战备训练，这完全是我们的本职和主权。请恕我直言，美国联络主教官作为我们的盟友，对此事不该妄加干预甚至阻扰，他们也无权干预。”史迪威看到廖耀湘那种怒不可遏、越说越激动的样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劝说廖耀湘，请他别生气，有话好好讲。这使得坐在一旁的斯利尼和菲力浦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孙立人素有大将风度，他接着廖耀湘的话用很平静的语调和和气气地说：“我和我的全师官兵都牢牢记住了史迪威将军在8月23日大会上的讲话。将军号召我们要像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吸取教训，反攻缅甸，报仇雪耻，还教我们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要求我们加快完成战备，早日开展反攻缅甸作战。将军的话言犹在耳，所以，我们便抽出每天四小时的课外时间，来进行体能、射击、夜间行军作战及筑城作业等项与反攻缅甸密切相关的战备训练，这难道有错吗？试问，如果官兵体质不健壮，怎能耐劳？打仗、射击技术不好，怎能消灭敌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提高官兵的体质和战斗技能，消灭日本人。请史迪威将军做出公正的评价和处理，更希望美国朋友们也要有点远见，正确理解中美两军之间的盟友关系，互相尊重，千万不要重犯英国人对待我们的错误。”孙立人的话绵里藏针，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在史迪威的面前。

听完这番话，史迪威表情凝重起来，他很严肃地说：“我很赞成孙、廖二位将军的做法，对他们的话我也赞成。现在请斯利尼上校和菲力浦上校表明态度，如果你们二位也改变主张，转而支持孙、廖二将军的做法，那就等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大家好好合作下去；否则，就只好请你们离开现在的岗位，听候我另外的安排。”不知道是美国人有勇于承认错误、认真纠正错误的特性，还是这两位上校慑于史迪威的权威和孙、廖两位师长义正词严的讲话，有所悔悟，刚才那股趾高气扬、有人撑腰的劲儿，变成了低头道歉的谦和，表示愿意继续真诚合作共事。

自此以后，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就进一步掀起新的高潮，各级部队长可以独立行使职权而较少受到美国联络官的干预了。史迪威虽然还经常在兰姆伽、重庆和新德里之间奔波不停，但他总是挤出时间回兰姆伽住上10天半月，同中国官兵一道生活，检查训练，校阅部队，亲自观看新1军和特种兵部队的各项竞赛和战斗演习。

罗友伦：

1945年1月22日，接掌了49师师长。那时兵源枯竭，这个师的兵，大部分是抓来的。其中有一个工程师也被抓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当兵呢?”他说：“我在修飞机场时被抓来的。既来之则安之，军中生活过惯了，觉得也还不错，如今我也时常出去抓兵，当抓到兵时，我就对他说：‘我也是被抓来的，为了报国，你也只有好好地干。’逃亡被抓回来是要枪毙的。”那时军中有一句谚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逃有抓，所以也形成了部队吃空缺的现象。当我们在缅甸作战时，所有补给均由盟军供应，按人头计发米粮与副食品，每日清点人数，竟无1日是对的，主因空缺太多，无法确实计算，一笔烂账，实感汗颜，因此我对吃空缺深恶痛绝，我当了师长之后，规定一律不准吃空缺，违者军法从事，终于肃清积弊，风气为之一振，在严管勤训之下，成为一支坚强的部队，担任了昆明的防务。

没有多久，我转任200师师长，时在1945年3月17日。200师原为全国唯一的的机械化部队，那时车辆已直属军部，因而机械化也成为有名无实，这个师曾在昆仑关、缅甸作战，与滇西反攻时，均立下赫赫战功，因此颇负盛名，但是部队伤亡很大，损失也不少。因为兵源缺乏，天天希望能获得新兵补充。突然有一天听说要送4000名新兵来，大家非常高兴。哪知4000名新兵到来时，才发现这批新兵竟都骨瘦如柴，甚至饿得难以举步，其中更有很多文盲，使我大吃一惊。因此立即展开保育工作，经过2个月的调养，个个都健壮起来，可以接受正常训练，于是关起罗东村子的大门，禁止官兵进入繁华的昆明市内，专心训练，生铁成钢。几个月之后，就成为坚强有力的劲旅了。

“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从军报国，改变了我国近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武殊途的观念。蒋委员长号召他们从军入伍，不是当军官，而是当战斗列兵，荷枪实弹，冲锋陷阵，杀敌报国。风起云涌的知识青年从军，自201师至209师，共编成9个师，各师均就近编成，唯独207师的青年兵，由陕西西安空运至云南曲靖，自西北至西南，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空运壮举，在曲靖接受了美援装备，改隶于新6军。

我于1945年4月5日接任207师师长，到任之后，首先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便是由于改隶而影响到补给系统的改变。因为青年军的主副食，原来是以实物补给，而改隶之后，变为一般补给，立即取消实物改发代金，相差悬殊，全师濒临断炊边缘。部队每餐以稀饭裹腹，群情生怨，士兵来看师长在吃什么，发现也食稀饭，情绪稍平。我认为，如此粮秣不足的部队，何能要求军纪与训练?必需彻底谋求解决，乃亲往四川重庆，晋谒最高统帅面陈此情。当蒙拨款7000万元，先济燃眉之急，再以专案处理，恢复实物补给，始获平息，部队生活方趋正常。

那时共产党存心破坏青年军的建立，高喊：“军队国家化，政党退出军队，实施军中民主”等口号，有别俱用心人士随声附和，军中弥漫要求民主自由的声浪，不少青年兵也受其蛊惑，在军中发起请愿，提出部队长选举，以及官兵平等等诉求，至有全连士兵于新任连长到职时，齐赴师部、团部请求收回成命，挽留前任连长，藉集体抗争手段来争取者，也有假自由平等之名，违抗长官命令者，不一而足，隐伏乱机。

我体察此一情势，思之再三，认为应标本兼治，使这些文弱书生变成纠纠武夫，由养尊处优的生活，转变成刻苦耐劳的习性，使之能冒险犯难、视死如归，养成为国牺牲的精神。而严格的卫兵教育，实开其端，因此规定营区内外，均由卫兵负责管制，任何官兵未经准假，不得擅出营门；非假日不得进入戏院及娱乐场所。甚至副师长李修业亦接受卫兵的阻止。列兵进入营门，必须向卫兵敬礼，侵犯卫兵职权者，依法惩处。卫兵以连为单位，轮流担任，以青年兵充当，一连更比一连认真，卫兵为部队之耳目，森严的门禁，是军纪严肃的象征，也成为节制之师的起点，企图效法汉代周亚夫的细柳营，使之传为千古佳话。每逢周会，举行阅兵分列，齐一官兵意志，讲解法令规章，灌输守法观念，实施军纪示范演习，培养服从守纪习性。例如一回在靶场上，曾有误杀士兵事件，引起官兵疑惑，于是立刻集合全体官兵，举行哀悼，告以靶场红旗为警戒区内，倘或擅自进入，易致遭受意外伤亡，必须遵照规定，以策安全。从此官兵视服从命令、确守规定为当然之事。

青年军207师驻扎在昆明的曲靖，经过了几个月的纪律与军事训练，由一群散漫的学生，成为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节制之师。那时适逢昆明的“龙云事件”发生，因为中央改组云南省政府，龙云不愿意，在五华山省府所在地，指挥军队对抗。那时我们驻在曲靖营房，而曲靖的城防，则由滇军的一个团担任，团长为王世高，当夜突然决定要以武力解决。我乃亲自驾车，冒着大雨，星夜赶了160华里，由昆明回到曲靖师部，时天色微明，立即打电话请王团长过来一谈。我就告诉他道：“云南政府改组，你暂时留在我师部’不要回去，免得发生误会。”并要他将枪械全部收缴，集中保管，四周城门的卫兵，由我派人来接替，并要其所辖官兵不要外出。王团长打电话回去，一一照办，龙云次子龙二的部队，驻在昭通，我恐龙二攻击曲靖，因此派了一个团，堵住昭通的大道，结果发现龙二部队的士兵，都已放假回家，更奇怪的是他们把枪枝子弹，也随带回家，是以在经过我们防区返营时，我军便把所有的枪枝，零星予以收缴，因此在整个事件中，滇东的昭通与曲靖地区，一枪未放，无人伤亡，安然渡过和平收场。而在云南的其它各地，包括昆明在内，均曾发生战斗。王团长保存了实力，因此他的长官很嘉许他，后来就升他为师长。他回部之后，非常感激我，还亲自到师部来见我，他恳切说：“师长，你对我讲的，句句都是实话，完全没有骗我。”后来，到1946年6月，本师驻在东北时，他的这个师隶属于第60军，也开到了东北，特地到沈阳来看我，并对我说：“我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现在来到东北，愿意归你指挥，追随你建功立业，以报昔日恩遇。”言辞诚恳，情义感人。

尤广才：

在缅甸战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军在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60年前，中美两国国力差距悬殊，体现在军队方面更如此。

第一个让我惊奇的是美军的工程机械化程度。那时候，美军就已经开始使用大批推土机、挖掘机，所以工程进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队打到哪里，公路就已经修到了哪里。我们到达孟关后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开始修筑的。两个美国工兵团和两个中国工兵团，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参与其中，而我们当时还是用铲子、锤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这一路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那时候也确实感觉到美军机械化的优势：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边，只要找到船，他们马上就能装好发动机将船开动；遇到河流，美军也会迅速在几天内架好桥梁，效率非常高。美方还配备专门的修理所，修理这些机器。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美方给每个步兵连都发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们当时叫它“步声机”，那时的步声机体积很大，要背在身上。这对行军、作战先头部队向后面指挥官传达信息十分有利。美国军队在60年前就有这样的通讯器材，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士兵普遍文化素质低，都不会用这种先进的仪器，几天后，这些步话机都被送进仓库束之高阁了。

美国人非常重视战前准备，对敌情、作战地形都做好充分准备。在攻打西保前，他们不但给连以上军官都配备了五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图，还发了一份空中摄影图。我记得摄影图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树木等，而此前中国师长用的还是比例尺为20万分之一的橡胶地图。

从师部到营部，都配有一个美军联络官，他们传达中美军队要求、沟通双方情况。师部一级的联络官还有军事指挥权，我们师部的联络官是一位上校，我们都叫他科洛奈尔。

中国军队传统的供应和补给是由军需处提供的，每发放一级，就被克扣一层。不知是否因为对中国军队的情况比较了解，在这里，后勤供应都是由美军联络官直接补给到连队的，这样避免了中转单位的盘剥，也显示出美军组织的精简有效。我们到达营地时，许多美军联络官已经先到那了，连司务长很快就领到大米、牛肉罐头等，我们很快吃了饭。美军作战补充非常好，每场战役前会加强后勤补给，吃的都比平时丰盛很多；而从战场上下来以后，又马上把被服、弹药补充上去，随时作战、随时补充，后勤补给非常完善。

在国内时，我们的军纪就要求得比较严格，平时军纪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规整——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国民党部队从来不留头发，都要剃成光头，每个连里有个理发兵，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集体理发。

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他喜欢到战地巡视，所以我们下级军官也有机会见到他。史迪威经常背着冲锋枪深入第一线，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战，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欢他，但听说和中国军方的上层关系不好。我们是下级军官，对上层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觉得有些事情比较蹊跷：有一次，54军代军长阙汉骞到缅甸前线，我们还组织仪仗队欢迎过他，但没几天阙汉骞就打道回府了。后来听说是史迪威不欢迎他，史迪威愿意直接指挥到团。

参加会战的英军36师除了军官是英国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统治，印度士兵从服装到装备基本上都跟英军一样，这也让他们有优越感，所以我感觉印度士兵对中国军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过也难怪，我们那时的装备、整个国力都那么差，有什么资本让人家瞧得起呢？在这个战场上，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在我感觉中，美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美国大兵喜欢抽骆驼牌香烟，有时递给我们，但中国人很少抽。虽然都属于协同作战的友军，平时也难免有点小矛盾。有一次，连里的一个士兵和美军工兵团的一个黑人发生了点争执，他觉得那位美国人看不起他，回来告诉我，我那时正年轻，血气方刚，听说自己的弟兄受了气，就要冲过去找对方论理，结果美国联络官出来把我劝住，又是送烟又是送饼干让我消消气。好在师长潘裕昆得知后也没有处分我，我后来想，也是自己年轻太冲动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打架？

到达孟关不久，我们50师的150团就被抽调进特遣队，参加著名的奇袭密支那战役。我的身份是50师师部特务连连长，在攻击密支那期间，我们特务连要紧随师部，担负搜索、警戒任务，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因为有16期黄埔的同学在150团，所以我格外关注战争的进展。

特遣队由3个团组成，除了我们师的150团外，还有新30师的88团以及美军5307团。除此外，还有一支约300人的缅甸克钦族别动队。特遣队由美军梅利尔准将统辖，分为K、H、M三个战斗队，都由美军军官指挥。

我还记得150团出发那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似乎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战役。因为行动队行踪绝对保密，不能空投补给，所以每个士兵出发前都带足半个月的干粮和必需药品。

从地图上看，孟关到密支那的直线距离顶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复杂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它与孟关之前隔着两道大山、一条河谷，过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为险峻的苦蛮山脉才能进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隐蔽，往往是等发现敌人时，几乎就已经是“面面相觑”了。

5月上旬，特遣队进入苦蛮山脉。这里山峦起伏，峭壁林立，行动十分困难，有时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有时不得不在石壁上凿出台阶，以供攀援。辎重连和迫击炮连行动更为困难，骡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条路上行进，为了绕过一个悬崖峭壁要绕很远的路。上坡时，骡马走不动，人要扛着马屁股走；下坡更难，得有人走在前面顶住骡马前胛，后面有人拽着马尾巴，以防坠入山谷。即便如此，还是有超过一半的骡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为行军艰难，走在先头的美军有时丢弃掉武器和重装备，后来我们听到参加战役的战友们讲起这个情况，觉得既奇怪又可惜。这也许体现了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在美军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为第一考虑；而在中国军人眼里，武器即生命，绝对不允许随便丢掉武器。

H分队的150团行动迅速，5月16日，他们已经秘密潜伏在密支那西机场。17日上午，美军50多架飞机猛烈轰炸，日军全部爬出掩体工事，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150团突然发动袭击，守卫机场的300多名日军及其指挥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歼灭。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机场的跑道上向史迪威发出了无线电密码信号——“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军已占领机场，运输机可以降落”。当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飞机拖着滑翔机，穿云破雾，飞临密支那上空，第一个航次就把新30师89团、美军819航空大队空运到机场，加强对密支那机场的守卫。

奇袭密支那，是史迪威最为冒险、也最成功的军事行动。占领密支那机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中美的空中补给，不必再绕行凶险的驼峰航线，而改经密支那中转，不但缩短了航线，也降低了飞行高度。

密支那战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军也调来大量增援部队，拼死反攻。我们的部队曾攻占了密支那市区，但又被日本人反扑过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士兵伤亡巨大，我在战干团的3个同学都牺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对密支那战况十分焦急，先后撤换4个美国联络官，最后迫于无奈，只能启用中国高级将领，新30师师长胡素、50师师长潘裕昆都被调来前线指挥自己的军队。

7月18日，中美军队转入密支那街区巷战，日军被压缩到城北的最后阵地。50师师长潘裕昆挑选了100多名战士组成“决战敢死队”，在当地华侨带领下，冒雨绕到日军背后。腹背受敌的日军意志终于崩溃，残兵惶恐地逃出战壕，用竹筏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退。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历时80天的密支那攻坚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军人以上万名官兵的宝贵生命，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前耻，也换来了整个亚洲战场具有战略转折性意义的胜利。

奇袭密支那的消息传过来，我们这边也按捺不住，心里痒痒，都想自己上前线杀敌。我们连里的战士总在我身边不断嘀咕：“仗都是人家打，难道特务连就得一直站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别人打吗？”

一天早上早操完毕，我特别去找师长潘裕昆，向他请战。他微笑地看着我说：“好，部队就要出发，向缅中进军，决定把你连配属到149团进攻西保，你们要打个漂亮仗！”我回答：“一定不辱师长使命，坚决打个胜利仗！”回到连队后，我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全连官兵，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西保紧靠伊洛瓦底江右岸，位于密支那与八莫之间，日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准备顽强抵抗，阻止我们向八莫推进。

149团正向前方开进时，突然先头枪炮声大作，前方遭遇了敌人。通常遭遇战很难了解敌人的情况，团长罗西畴让我这个连抢占对面山头。等我们爬到半山腰时，枪声却越来越稀落，原来我们碰到的正是从密支那撤下来的小股敌人，他们无心恋战，夺路而逃。我们本来卯足了劲要打一场，但是未经战斗，敌人就已经逃脱，这让我十分失望。

3月16日，149团对西保发起正面进攻，我们特务连被配属到第2营，任务是沿公路左侧，担任直接对西保市区进攻。在师炮兵营和团迫击炮连火力掩护下，我们连很快接近敌人，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战况十分紧张，到了中午还未解决战斗。

我在连指挥所待不住了，想到第一线查看情况，于是带上了号兵和两个传令兵。正在向火线跃进时，日军发现了我们，步枪子弹从我头顶、身体两侧“嗖嗖”穿过，身边的号兵应声而倒，我转头一看，鲜血已经从他的胸部军衣渗出直淌下来，没来得及反应或细想，密集的子弹继续“嗖嗖”地落在身前或身后的地面上。

我不敢怠慢，赶紧滚到旁边的一个凹地里，稍停片刻，又继续跃进。等我摸爬滚打来到第一排所在的位置时，只见阵地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他们正在跟敌人肉搏拼刺刀。我赶紧让传令兵传命，让后面第三排加入战斗，两个排拼力攻击敌人，一阵厮杀，日军终于败下阵来，落荒而逃；两个排穷追不舍，一直追敌到伊洛瓦底江边。

当天下午，我们连直入西保市区，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西保。当时还有很多日军没有来得及逃走，到了晚上，日军两辆坦克掩护其尚未撤出的部队撤退。又经过一夜战斗，天亮后，日军坦克和散乱部队在伊洛瓦底江边悉数被我们俘虏。占领西保10多天内，每到晚上，总有一些逃不出的敌兵到处乱窜，我们特务连在师部附近的阴沟里就搜出10多个敌兵。

战后清点人员，特务连伤亡20多人。最使我悲痛的是我失去一位贴身号兵周勇，他连20岁还不到。我想敌人善于狙击指挥官，狙击手一定是发现了我、目标对着我的，周勇是替我而死的。以后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非常难过。

60年后的某一天，我很意外地收到了从潘裕昆的外孙晏欢那里寄来的一份战绩表，上面还赫然写着“尤广才”的名字。这份《陆军第50师缅甸西保战役有功官兵勋绩表?附表第八》上，在“功勋事迹”一栏中是这样评价我的：“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3月16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原来这份战绩表是潘裕昆的女婿、晏欢的父亲晏伟权，为了追踪潘裕昆抗战事迹而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出来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历史在一个甲子轮回之后，竟然能发现我这样的下级军官作战英勇的历史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将我们特务连配属到的第2营，营长叫张永龄，我们后来都被送到东北战场，新1军在辽沈战役被稀里糊涂地打垮了，我选择了投诚，他成了战俘。自辽沈战场后，我们便音讯皆无。在晏欢的帮助下，2007年我专程到南宁看望了已经96岁的张永龄，我们一见面便忍不住抱头痛哭。我没想到，在各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以后，60年后我们竟然还能相见……

在打西保的时候，美军还派来一个战地摄影队，一共5人，师部指定与我住在一起。那时白天平静，夜晚枪声大作，摄影队很敬业，哪儿有枪声，他们就赶紧赶过去。我有保护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一动身，我也得派人跟着他们。我与他们住在一起10多天，我会点英语，经常与他们攀谈，相处很融洽。他们离开时，还送了些衣物给我作纪念，现在有时还会想念他们，这也算是中美联军结下的战斗友谊吧。

50师在西保住了一段时间，从国内空运大批学生参军。师部成立了学生教导营，大大增强了作战阵容。部队的武器、装备得了充分补充，我们连一下子装备了5辆小汽车，可是部队没有会开车的司机啊，部队挑选有文化的士兵学开车，我学会了开吉普车，感觉好极了。

我们在缅甸打了胜仗，国内也受到很大鼓舞，国防部还派来了一支文艺队到师部、团部轮流演出。我记得一个晚上演的是话剧《雷雨》。之前我曾读过曹禺先生的作品，所以多少还能理解一些；当然士兵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没有几个人能欣赏得了。我记得缅甸地方政府也派来文艺队来部队演出，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还是很有兴致地看完了演出。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训练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军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当场死伤几名士兵，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进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刚开始我还能觉察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没了知觉。

第二天清醒后，医生告诉我：弹片由右肋穿进体内，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消毒、缝合、包扎等一系列手术处理；右下肢膝关节窝也有弹片穿进。好在这些弹片没有击中脏器要害。

清晨一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进密支那后方医院。那时密支那刚被我们攻占，还来不及建一座综合型的完整医院，所以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按轻伤、重伤、截肢等不同类型，分散建立不同类型简易医院。我住的临时医院远离市区，只是临时搭建了几间帐篷，医务人员少，伤员也没有几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密支那战地医院都是男性美国人——我后来听说是因为史迪威拒绝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员来印缅战场。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业务人员。这些美国人都表情严肃、不爱讲话。专职给我换药、送内服药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非常和蔼，我猜想他应该是位护士，我就用一些简单英语与他交流。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次他还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还劝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1945年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回国的时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动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已到达最辉煌的顶端。

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孝敬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国共和谈成功，可别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8年抗战，别再中国人跟自己人打。

结果后来没谈成，在东北战场，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投诚，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见到了远征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导团里，主要让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学习技术。半年后，教导团几次争取我，要我加入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我拒绝了。我想，我参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我再参加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我这个人太无价值了。所以我坚持回到地方去。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我拿着军管会给的一纸“安顺良民”的鉴定，回到沈阳，并与久别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我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读夜大，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我都学了，我似乎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个错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是“隐瞒历史”。不久，妻子也提出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抛下，就拉小车、出苦力，给人家东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阳联营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等车，帮人家拉货。我记得爬南站的天桥时，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难以想象那时生活之艰难。

1958年，我到北京学习中医，那时候北京市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残渣余孽”都要一网打尽。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参加劳动教养。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邓述义：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到死人，却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

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

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1944年元月，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昆明的机场里，美军重新安排了一次体检。美籍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钩。

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到要在这里打回票么？

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钩。钩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正着急时，过了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同学油迹未干的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但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分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军训的我，被编入驻印军独立战车第5营。

在各种科目的不同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收发报的那12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教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交给了我！

我辛苦了10天，终于有了成效，原本连ABC都弄不清楚的同学终于能识得简单的英文单词了，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他们俩都是20来岁的军士，一个是络腮胡William Slider，一个是大个子Henry Camp。络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滤嘴香烟，俨然成了好朋友。课间的时候，也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划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

空闲时，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约好到十来公里远的小街去买东西。遇上了车就搭，要是没遇上就步行。

有一次，正走着，有一辆车在面前停下来，车上的美国兵招呼道：“你们好！我能帮上忙吗？你们要去哪里？”想到自己不用再走下去，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回答：“我们要到市场去！”司机耸耸肩，大声说：“正好！上车！”大伙儿便吹着口哨跳上车！

1945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

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士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就很不适应了，将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倒在一个大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就对中国士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双方文化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方面有所体现外，还引出过一些小误会。

1945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安排每辆卡车上由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因为交流有些费劲，于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老人河》、《老人们在家》、《密西西比河》之类的老歌。虽然绝大部分都是不和谐的合唱，但我们还是唱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听他唱过一段深沉而雄浑有力的歌曲之后，我接着唱起了福斯特的名曲——《Old Black Joe》（《老黑奴》）。唱到“I hear the gentle voices calling‘Old Black Joe’”（我听到那温柔的呼唤‘老黑奴’）时，他突地大吼一声：“闭嘴。”对我怒目而视。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却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车队到昆明了，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

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时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下车检查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挡了道。

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叽叽歪歪地骂开了。等我推开了汽车，不甘示弱，也用英语骂开了。那美国大兵立马熄了火，跳下车向我走了过来。我才一米七二，而他却有一米九零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使劲，就让我摔了个大跟头。

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就只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和美国大兵也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冲锋枪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

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摇晃着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

我看他笑得不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了几下，大喊一声：“快走！”

他如获大赦般赶快跑回车上去。车子开动时，居然还伸出脑袋，嬉皮笑脸地向我挥手：“Bye bye！”一场闹剧就这样收了场。

还有一次，汽车在山峡抛锚了，呆了3天，还不见援兵的影子。我与助手两人，想来想去，忽然记起离这里不到一百公里有一个美国人的汽车修理厂，于是我搭车前往求援。

到了门口才想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劲儿，自我介绍时说得结结巴巴，翻译官又不在，急得我满头大汗。当那位少校厂长问我车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我完全讲不清楚。只好把他拉到相同的汽车旁边，指着后轮轴中间的齿轮包说：“一些齿轮断在里面……”

少校想了一下才说：“好！你明天早上再来这里一次！”

等第二天我到达修车厂时，美国人早已等在那里了。汽车拖进厂，没过多久就修好了。

此事使我对美国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办事效率高，简单、认真、平易近人，没有繁琐复杂的手续和官架子。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在距离雷多小镇约四十公里的地方扎起营寨，等待回国。虽然是住在大森林的边沿，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们还是见识到了。

在森林的夹缝中有一条宽10米左右、日照不足的深绿色小河，营里的炊事班就搭建在河边。班长、排长、营长和老兵们不停叮嘱大家不许下河玩水，传说是河里有鬼。

有个战友小福建，中等身材，很壮实，十分贪玩。仗着自己好水性，一天吃过午饭就摸下水，一会儿工夫就没见了人影。河面上平平静静地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边有同学扔了根木棒下去，泡也没冒一个就沉了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木棒被那些纤细的水草缠上，越缠越多，死死缠在水下。像这样，不管人还是东西，根本不可能浮起来。

小福建就这么被留在了水下，没能回国！

陈永益：

上初中以后，我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那时候父亲在怀远当政府的一个小职员，母亲就留在家中照料一家老小。因为孩子多（11个），收入又仅靠父亲一人，日子过得很困难。我排行老三，不想增添家里的负担。读完初中后，就留在了成都自己想法讨生活。

跳舞，是我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地的民军招待所俱乐部，是我同好友邓叔峰、韩眼镜、王建明最常去的活动场地。但喜欢跳舞，并不就意味着我们不明白自己祖国的处境。虽然我们都还年轻，却对“国难当头”这四个字理解得刻骨铭心。

日本的飞机时常在头上盘旋，警报声听得我心惊肉跳，时不时做梦都还看见大轰炸时满是死人的盐市口，很多学校已在疏散中，连开课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还热衷于跳舞，除了的确喜欢之外，还有一点，是因为民军招待所时常聚着许多美国军人。他们穿着军便服，高大、帅气。特别是美国的空军，有时还自己带去乐队。他们热情、开朗，看到我们都很友好地打招呼。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在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每当看到美国空军飞行夹克背上那行“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救护”的黑色汉字时，我都莫名地躁动着，我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1944年5月，韩眼镜兴奋地告诉我们，政府已经开始发布告征兵了！邓叔峰随即把衣袖往上一卷：“书又读不成，干脆去当兵！”我们四人就这样瞒着家人从军到了印度，编进了密支那新1军教导总队。那段时日，让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孙立人将军。

1944年11月，一天上午，早饭后的体操训练已经开始了。教官正为大家示范动作，连长孙上尉忽然跑来宣布训练暂停，并立马开始整队。

不久，孙立人将军身着黄色将官军服，由两三个人陪着走了过来，军帽上青天白日的帽徽映着阳光闪闪发亮。立定之后，他威严地扫视四方道：“今天，我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军法是不容情的，违法乱纪必受处理！昨天，我最亲近的副官被人发现在华侨家中留宿。他跟了我很多年。但是，不管是谁违反了军纪就是死罪！我宣布：将其正法！”

操场上鸦雀无声，两个机枪手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了出来。那是个年轻小伙子，军便服皱皱巴巴的，耷拉着脑袋，帽子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很是狼狈。但他却没有求饶。

枪声响过之后，孙立人将军站立良久，低下头用一张叠好的白手帕擦着额头。好一会儿，他才猛地抬起头来：“你们要好好服从军纪，不管是华侨还是印缅的百姓，军人应该对妇女和儿童好生爱护！绝不允许有侮辱妇女、欺压百姓的事情出现！重者枪毙，轻者关禁闭！”

几十年过去了，那段话我从不曾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孙将军刚正不阿的形象留在了我心里。

教导团的训练是十分艰苦的，我累出了病，被送进密支那总医院。入院的第二天，一位美国护士拿了本名册逐人进行核对。我一看见有美国护士进来，忙侧身将脸朝向里边。脚步声渐渐地离我近了，听见有人小声地用英文念道：“147！”随后就有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我一下。我刷地红了脸，突地坐了起来，眼睛只敢向下盯着毛毯。“你叫What（什么）？”我抬起头匆匆瞟了她一眼又赶紧低下来，然后小声说：“我叫陈礼。”（我参军时用的名字）“我叫珍妮，西雅图，西雅图。”她特别地强调了“西雅图”三个字。“西雅图”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名词。直到这时，觉察出她的友好，我才敢大胆地抬起头正视她。她有一米八零左右，20岁上下的样子，微笑着显得很亲切。晚间同病房的病友才告诉我，“西雅图”是一个地名，珍妮的故乡。

第二天一大早，珍妮就推着车来发药了。一看到药我就头痛欲裂，不肯吃。巡视病房的时候，她看见药没动过，便以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拿起药做了一个吃的动作，然后皱着眉头又摇头又摆手说：“苦，不好吃！”她笑了笑，转身走了。一会儿的工夫，她拿了些白糖过来，笑着说：“甜，糖，sugar！”

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我感触颇深。出国前那阵，我们从成都走路到新津，40多里路走了一夜，到了新津机场累得根本没有力气，横七竖八地倒在跑道边就睡。而那天，我们的早饭仅仅只是一些含有泥沙的硬干饭和炒得干瘪瘪没有一点油气的豆芽。没人管你吃不吃，吃没吃饱。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向珍妮要一些平时不常吃到的东西，比如鲜牛奶。她总是微笑着，并在给我东西的同时教我怎样念这东西的英文名字。出院的时候，她还送我一张照片和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方是一面美国国旗，下方用娟秀的英文写着她的名字和通讯地址。

医院真是我的福地。我不仅在那里认识了珍妮，居然还遇到了老同学江天一。在他的帮助下我调到50师的汽车修理排。班长兼教官是一个叫马丁的芝加哥白人，20多岁。和我印象中的老美不一样，他是矮胖矮胖的，给人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我第一次到师部报到的时候，他就歪着头、挤着眼对我说：“How are you？”

他教我们开车，但一点也没有当老师的架子和傲气。通常是和大伙儿一起先用四个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弄好后他才纵身跳上车，对着那节课的授课对象直挥手，“Here！Here！”他的中文很蹩脚，授课时都是连比带划、手脚并用：左脚踩下马达，指着点火器对我们说：“点火，点火，OK？！”右脚踏着油门说：“加油！”……就这样学了一个多星期。上路之前，马丁指着排挡说：“排挡！”边说边用胖乎乎的右手抓住排挡，将排挡换到二挡后接着说道：“换挡，嘎嘎，No！”随后把食指放在唇边：“嘘——OK！”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他急得满头大汗，船形帽都快掉下来了。最后还是一个老兵连猜带蒙地估计他是想告诉我们，换挡没有声音的学员可以上路了！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既高兴又紧张。马丁却和往常一样跟我亲热地打过招呼就钻进了一辆吉普车。不同的是今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那是一个大晴天，上午9点左右，正是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却觉着冷。马丁在一旁拍着我的肩膀给我打气。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二十几米的弹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我完全傻眼了。马丁看我没动静，就在我耳边大声喊：“刹车！刹车！”我这才意识到该怎么做，赶紧刹车。车停下来后，我发现自己的脚还在抖。这时，擦了一把汗的马丁却对我说：“好，好，good！”事后，马丁为自己会说一两个中文名词而得意。我又把他那句一成不变的“How are you”给简化成“你好”教给他，他说起来有种独特的味道。

在他的细心教导下，我的车技进步很快，相处的气氛却一直没变，还是和乐融融的。

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我被调去给潘玉恩师长开车为止，临行前他送了一件我一直赞不绝口的飞行夹克，留作纪念。

1945年9月10日，我随潘玉恩的车队沿史迪威公路回国。1947年10月，我不愿打内战，从宝鸡回到家乡，从此远离了军旅生涯。

王汉忠：

攻打密支那的战斗率先在火车站附近打响，我们和敌人展开了激战。

完全听不到枪声，全是隆隆作响的炮声。浓烈的硝烟，不仅呛人，也遮住了视线，连对面的山头都看不见。我们和盟军的大炮加起来好几百门，大概在距离敌人五六里的地方，筑起了一个炮兵阵地，轮流不断地开火。

而我这个负责电话、无线电接线的通讯兵，正掩藏在距离敌人仅五六十米的观测所里。这里架起的炮对镜、望远镜，对敌人火力点的位置、角度不断进行着观测，具体数据就通过电话传回炮兵阵地。这里的电话线像是一条主动脉，不仅连接着下面炮兵阵地上的十几台电话，更与我军的核心火力、攻击策略息息相关。

突然，电话摇不响了，紧张的空气一下就凝结了起来。张山奇营长马上派了两个通讯兵去排查故障。可不一会儿，他们却无功而返。

于是，他走过来拍了下我的肩膀说：“老王，派出去两个人都没排除故障，你去看看吧。”眼光里有一种信任。就这样，我一个人带上全副装备准备出发了。

我头上戴着钢盔，钢盔上用草做好隐蔽，挎上冲锋枪，带了两枚手榴弹，绑腿上还别了一把匕首，背上则是有5公斤重的四方形的铁皮电话机。

从战壕里摸索着出来，往炮兵阵地的方向走，顺着电话线一点一点地检测。开头一段，电话机摇起来都是滴溜直响，再往下查，电话机发出了咕咕的像是水没煮开的声音，找到了，我心中一喜。再仔细一瞧，原来电话线的胶皮被人用钳子完全剥离了，大概有七八厘米长，如花针一样细的铜丝被人插在了土里，很明显是敌人故意破坏的。我把它拔出来重新接好，电话就通了。但这个时候，我也知道我处在危险之中，心不由得紧了一下。

突然一个人影一闪，进了不远处的草丛，而这时候，我也看清草丛方向好像还有一个人。

我翻身找了一处低洼地方隐蔽起来，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怎么办？我暗暗问自己。他们可是两个人啊！冷静，我告诫自己，现在只有见机行事了。

我静卧在小土坳里，仔细观察了地形，我的正前方刚好有三个地势也相对较高的点，覆盖着茅草，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区域，适于敌人移动、隐藏。我断定敌人一定就在这个区域里。他们有两个人，从人数上来讲，我处于劣势，只能按兵不动，等待着他们的反应。可过了好一会儿，对方也没有反应，我想，再等下去，吃亏的是我。

我目测了一下，这三个点都在我50米的射程范围内，从位置上分析，那个占据三角区域的顶点是高点，茅草也最深，如果我是敌人我一定会选择这个点藏身。于是我把冲锋枪里20发的弹夹换成了30发的，对准那个方向，开始连续射击。在打了15发子弹后，我发现对方依然没有反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我心里纳闷。但藏身目标已经暴露，我把枪一背，从低洼的土坑里爬上来。匍匐前进了30多米的时候，一只翻皮的皮鞋出现在眼前，那是日本人穿的鞋子。我对准鞋子，拼命开枪，但他的脚却一动不动。我再定睛一看，确实是一个人啊。我小心地站了起来，凑上去再一看，原来这里呈“八”字型地并排趴着两个日本人，他们的头靠在一起，像是在耳语什么，都头部中弹，死了。

我长松了口气，看来刚才那15发子弹已经把他们消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他们一个人头部中了五枪，一个中了两枪，中五枪的那个已经是血肉模糊了，而另一个人，有一发子弹是从下巴打进去的，这一枪就让他毙命了。他们身旁散落着一把日本王八橹子枪，这枪的射程只有30米。我心中暗想，幸亏他们的枪射程不够，要不今天死的就一定是我了。他们两个人看样子是在商量着活捉我，挖点什么东西出来。这两个人看着就像是武装特务。

我不敢过多逗留，也没再去清理什么战利品，拿了那个三角型的枪套子，就赶回了观测所。

一回去，张营长就喜出望外地对我说：“老王，你刚出去不久，电话就通了！”

“那是啊，我把捣乱的两个日本鬼子都杀了。”我对张营长说。“怎么？”他又问。于是，我把刚才的情况一一向他说了。他拍着我的肩说：“好样的，你可是在99%都会死的情况下，把这1%的命夺回来了。到后面去休息吧。”

我冲了杯牛奶，吃了点糖果，算是压了下惊。想起这些日本人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那帮混账东西，我今天也算是报仇雪恨了！我端起牛奶，一饮而尽。

周文星：

1940年，我在湖南铁路中学念高三，日本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愤恨，投笔从戎参了军，并在湖南的宪兵学校修完了军训课程。

1942年，部队调驻兰姆伽盟军总指挥部附近，我们的营房就建在离三国联合办公室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不仅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国家的国旗和人群，就连每一个国家的升旗仪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全过程。我军的升旗班严格按照国内的规定，每到指定时间清一色全副武装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有一个班的人在广场上集合，庄严地向国旗行礼，直到仪式结束。降旗亦是如此。英、美两国却不同，他们不搞任何仪式。只是在升降国旗时不管有事无事，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在场，都得立正，而且只需立正即可。

军训开始了，各个部队都有美国教官前去授课。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丝不苟地将《步兵操典》、《射击训练》搬上训练场。就以射击为例，步枪射击有立式、跪式、卧式三种，要求出腿几公分，两腿之间几公分等等。排长就在旁边手把手地教，直到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要求为止。稍有不对就骂，严重的还让士兵跪着晒太阳。美国人很是反对这种训练方法，他们主张自由、舒适、不受什么姿势限制。只要你觉得舒适、平衡，能开枪射击就行！

于是摩擦开始了，首先是我军的下级军官故意不将美国人那套放在眼里，摆出一副这是我们的兵，你们管不着的神情；美国教官则根本不把中国军官当一回事儿，表现出一副我是盟军指挥部派来训练你们的，连你也得听从我命令的样子。就这样，中国人按典范严格要求，美国人讲究实用、舒适，各抒己见。各个部队的训练就在摩擦中进行着。

因为语言的不通，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但美国人豁达大方，一见面就说“顶好”，有的还上前拍拍肩头、拥抱，表示友好。据说驻印军的副总指挥郑洞国，曾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上鼓励全军士兵尽可能地多学英语，并要求各级军官带好头。美国大兵也很热衷于对中文的学习。在驻地时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中国兵哼着《雪绒花》，而美国兵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双方见了面也时常相互请教。美国人的地方口音很重，两个美国兵谈话的时候，你根本只能听到叽里呱啦的一连串音符。

我军的军官，大多数都有一些高高在上的通病。士兵路遇长官，必须立正，敬礼让路，如在交通车上士兵得敬礼让座。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除非有事要向长官请示报告须行礼之外，平时都无须敬礼、让座，可以和长官平等相处。美国军队除了营级以上的军官外，官兵一律拿着饭盒排队打饭。而我军原本在国内排、连长不和士兵同吃同住，给养也比当兵的高。到了印度之后连长以下的军官给养与士兵相同，很多老军官就感到很是委屈。

还有些老兵班长、排长喜欢对士兵进行体罚，这一点是美国人最看不惯的，时常加以阻拦，边摇手边说：“不好！不好！”老兵却不予理睬，棍棒底下出好人，那是我们的祖训！何况连孙将军都没禁止，你来掺和什么。

孙将军时常到队里来看看的习惯始终没变，听说那位美国的将军史迪威也是没有架子的，甚至还不戴军衔，穿一件便服就满战区到处跑。

一天，营部下发了通知，要各连选送三到五名宪兵到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要见大家。我和孔详鹏排长还有吴国民下士等五人匆忙前往。到了总指挥部门口，排长按照惯例脱帽行礼：“报告！”里头响起一声回答：“请进！”进去一看，一个身着美国咔叽夏威夷军便服的消瘦老人坐在屋里。排长又喊了一声：“敬礼！”我们便行了一个军人室内礼。老人一摆手，说：“随便点！”然后谦和地笑了一笑。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史迪威将军！他果然如传言所说的一样没有戴军衔！大伙儿原本打算好了，将军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没问，冷了两三分钟的场。他见我们没说话，便开口对大家讲了一些盟军应同心协力的话语，然后要大伙儿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孔详鹏排长第一个问道：“将军，为什么我们中国兵的薪水、食品等要美国人来发呢？”史将军反问道：“中国军官有吃缺（克扣东西中饱私囊）的吗？”孔排长回答：“是有的，但我们宪兵队绝对没有！”史迪威将军笑了，“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不管你们那里有没有，既然这种现象存在，我们就得想办法杜绝它。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中国军官中由来已久，想要一下子杜绝是不可能的。而让美国人来管理此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也不用时常核查那么麻烦！”

一一回答完我们的问题之后，他又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要照顾好自己，健康是胜利的基础！”

1943年秋，我调驻雷多时已成为一名有些资历、有些经验的老兵了。进驻地是雷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我们到达的时候，气氛十分紧张。指挥部获得可靠情报，日军扶植缅甸八莫傀儡政府后，训练出一批由印缅混血儿组成的奸细，已潜入印度境内雷多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于是巡逻的重任便落到了我们头上。每晚四个人一组（中国兵两名，美国兵两名），我和杨思聪成了搭档。

为防敌机空袭，路灯都未架上，夜里一片漆黑，又没有规范的人行道。行走时，常被周围的树、雨季时搭的竹棚等挡住去路。地面潮湿，积水使路变得泥泞滑脚，即使铺上竹片、树枝也还是难以行走。美国宪兵的长统胶底带钉胶鞋，既轻便又不打滑，穿上它甚至可以轻巧地爬树；而我们穿的只是普通的胶鞋，行动相对迟缓，他们就会上来拉我们一把。

换岗下来时，美国兵时常邀我们去吃夜宵。他们有一个冰柜，打开来奶油、面包、牛肉、鸡腿等应有尽有，自己去取也用不着客气。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冰柜，心想要是哪天我们国家也能拥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就好了。

下了接连数日的雨，巡逻的困难更加大了。美国宪兵的卡宾枪可以挎在肩上，披着雨衣戴着雨帽行动仍旧无碍；而我们是步枪，刺刀又重又长，也只好把枪膛部位尽量藏在雨衣内，迈步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思聪又腿骨扭伤，整整三天无法出勤。

有一次夜里九时左右，我们正在一株大树下避雨，稍作休息。我用聚光筒搜索着河岸，发现岸边有一截横放着的死树。树有水桶粗，树干上似乎堆着什么东西。“哪一个？”我立即端起枪大声质问。

半晌没有回答，只有风雨声。其中一名美国兵叽里呱啦骂起来，摸出卡宾枪。“什么人？！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我将子弹上了膛。

“砰”的一声，杨思聪先警告性地朝天开了一枪。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那人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作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相距其实不过50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用电筒一照，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只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军服。

扭送到指挥部才审问出此人系缅甸籍，因为会说缅、印、越山头土语，被日本军方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印度境内活动，盗取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1943年冬，我连参加了丛林战训练。一中两美三个教官，中国教官是新38师的上尉连长；美籍教官都是美国陆军中尉。训练的科目很多，有侦察、联络、爆破、劈刺（肉搏）等。三名教官分别交叉讲解，美籍教官讲解时就由翻译官在一旁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翻译官姓杨，是国内刚出来的大学生，不懂军事专业术语，多次翻译出错，弄得美国教官很是生气。尤其是夜间演习，翻译配合不好，我们都很有怨言。好在我们不是新兵，多多少少对丛林战有点儿认识，摸索着学习，也还跟得上进度。

中国教官新38师的上尉连长，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时常在讲课时引用战争实例，还指出了中国部队的特点：打完一仗，中国人首先问的是缴了多少枪，费了多少子弹；驾驶兵翻车了，先问车还能不能用，出了严重一点的事故，士兵还要受罚。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会先问死伤了多少人，驾驶兵有没有事，再领一辆车就行了。但这样的差别也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国家穷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奋斗，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我们也能对一辆翻了的汽车毫不在意，让我们在战场上也能自己供给充足的枪弹！

听了这话，大伙儿更加努力起来。

在森林里，只有米和水，没有任何炊具却还要我们做出米饭来。我们急得干瞪眼，美国教官却笑着上来作示范。选择地方时应选择逆风林或几株大树的中间，因为这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也避免了被人闻到烟火的气味。只见教官砍下了一截竹子，装进一半水和一半米，然后在地面掏了一个竹筒大小的洞，将竹筒正正地放进去。筒口用树叶或芭蕉叶扎严实，再盖上一寸左右的细土，轻轻拍结实即可点火。听到竹筒的爆炸声立即灭火，饭就熟了！美国教官笑着拿给我们品尝，味道还真是不错！老美见大家都喜欢，更加高兴了，又介绍了另一种方法：用清水将米浸泡15分钟之后，拿鲜芭蕉叶包扎三层，再挖一个洞将米放进去煮，一会儿饭就熟了！

丛林战训练结束之后，大家都受益匪浅，也对美国人更增加了好感。

1944年冬，我奉命调驻。工作是在离印度汀江18公里的咚不咚马小镇旁的办事处担任警戒。学生兵一批又一批地运到兵站，他们都巴不得能马上到前线打小日本，时时缠着我们了解分配兵种的情况。

1945年，部队办元旦晚会时也请了美军前来观看。那台晚会从筹备到演出还不到一个月，各部门分工明确，效率也很高，很快就推了出来。有歌有舞，还有诗朗诵、快板儿等，真是品种齐全，连演了两天。第二天，除了口琴、二胡独奏外还加上了口技！临到结束，大伙儿放开喉咙高唱《毕业歌》、《抗战进行曲》，并喊着：“打回祖国去！打通中印公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果不其然，同年8月，日本小鬼子投降了！

潘克勤：

1944年8月5日，驻印军打下缅北重镇密支那，完成了第一期反攻任务。在密支那休整期间，我被调到新30师89团任排长。

密支那的战火熄灭了，可伊洛瓦底江上仍是一片忙碌，汽艇往来穿梭，工兵们正在不分昼夜赶修横跨大江的桥。不久，八莫突击战打响。

元月28日，是十九路军淞沪抗战13周年纪念，滇西远征军与驻印军选定这个日子，在离云南边镇畹町不到10英里的芒友会师。从此，中印公路由印度雷多至昆明一条长达1566公里的国际路线全部通车。

会师的礼炮刚刚响过，新30师89团马不停蹄，奇兵突击芒友北面之南帕卡。南帕卡是通向腊戍的一个重要据点，日军的第56师团、第2师团、第49师团以及第18师团的残部都退守在这里，准备负隅顽抗。根据部署，我第三营为攻击南帕卡第一线部队，我第七连为右翼侧击。

2月4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天还没亮，全连提前开饭准备出发，连长命令第一、二排担任主攻，我第三排为预备队，向外围一片松林地带前进。这天，天气晴朗，中午时分我们到达预定地点。敌人已在山脊一线部署火力，阻止我军前进。

南帕卡右翼遭遇战开始了，连指挥所在山坡下架起了电话，指挥战斗。但我军处于仰攻位置，地形非常不利，第一排发动冲锋，均被击退。尹连长是个急性子，看第一排上不去，马上调来重机枪掩护第二排强攻。枪声大作，喊声震天，但直至黄昏，仍无进展。伤员一批批从阵地上退下来，两位排长也失去联络，下落不明。

这时，炊事兵送来了晚饭，我叫传令兵将饭菜送到伤员手上，连长和我蹲在大树下共进晚餐，他眼里布满了血丝，脸色很难看，拿着馒头，手在发抖。这顿饭谁也吃不下去，我向连长请战：“连长，我们第三排上去吧！”他叹了一口气答道：“也好。”

我举起冲锋枪命令集合准备战斗，同时对四个班长下达作战指示。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森林里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排人小心翼翼地摸索行进，听到远处的炮声，知道已经来到敌人的后方了，手心里不由得冒冷汗，脚下一滑，我跌进一个大坑里，茅草高过人头。接着传令兵来报，7班已经顺利到达大路边，我命令7班继续前进，快速占领制高点警戒。不料7班刚刚跃过大路，敌人的机枪就哒哒地响起来，8班立即用火力掩护他们退回原地。我命令这两个班在左侧构筑工事，用火力封锁大路。

此时敌人知道腹背受创，退路已被堵截，于是命令重机枪拼命对我阵地扫射。火力凶猛，我又将九班调上来共同对付敌人。刹那间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撼着寂静的山林，一场厮杀开始了。

我冒着雨点般的子弹来到7班阵地，弹坑累累，四处冒烟。7班长和机枪手满脸血污，握着滚烫的机枪，正向敌人射击。这一班人伤亡太重了，伤员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个小伙子趴在地上，月亮照着他苍白的脸，嘴角流着血。我过去将他抱起来，不料他的胸口开了个大窟窿，血浆顿时像决堤的洪水，哗地涌了出来，我的袖子全湿了，地上的草皮洒满了这位战士的鲜血。不久，他的血流完了，我眼睁睁看着他断了气。

我像疯了一样，跑到机枪阵地，大声吼道：“拿掷弹筒来！”憋足了气对准敌人那挺重机枪的火舌，发射枪榴弹。一道红光划破夜空朝着那吃人的黑洞喷去，那家伙再也无声无息了！

敌人的重机枪阵地被打垮了，三个班一窝蜂冲过大路，在山坡上构筑工事准备再战。我跑到右前方去观察敌情，树下却蜷伏着一个日本兵，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条件反射般端起冲锋枪就扫射过去，可是枪栓卡壳了。日本兵站起来，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我冲来，我连忙躲开，等他转过身来，我已拔出腰间的大刀向他砍去。他三次冲刺都未得手，气力不支了。只见他喘着大气，一双死鱼眼睛胀鼓鼓地直瞪着我，嘶哑着嗓子，大声号叫：“呀！……”踉踉跄跄地冲刺过来。千钧一发之际，我用刀把他格开了，可是无情的刀锋却同时劈到他的脸上，他满脸是血，枪从手上掉下来，栽到地上死了。

尹连长也赶到前线，我们共同研究作战部署，认为这个山头非坚守不可，但目前兵力单薄，敌人前来反扑，必然抵挡不住。而前方死角太多，火器不能发挥作用。连长决定，回去调迫击炮来助战。

果然不出所料，连长走后，敌人就开始反扑了。十来个敢死队员扛着炸药包，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向我阵地一步一步匍匐前进。

我正命令各班集中手榴弹，敌人却一声吆喝，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向阵地落下来，一时山崩地裂，手榴弹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遍地开花。我一脸灰尘，满身泥土，睁眼看时，手旁竟有三颗就要爆炸的手榴弹正冒着青烟。我顺手抓起两颗嗤嗤作响的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朝着那堆黑压压的影子用力扔去，轰隆一声，鬼子哇哇地叫起来。与此同时，另一颗手榴弹在我的右前方也爆炸了，又是轰隆一声，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耳朵嗡嗡乱响……

脑子里却仿佛看到敌人喊杀连天地冲来了，这是不行的！我忘命地喊着：“弟兄们，打呀！”手榴弹、机关枪、掷弹筒响成一片，冲锋的敌人终于被全部消灭了。

这场争夺战，我排伤亡大半，全排52人只余下21人。不知过了多久，我开始感到右臂疼痛起来，一摸，原来在不停地流血。

弟兄们劝我下去休息。不，我不能走。我命令排副带领弟兄们坚守阵地，自己飞快地进入炮兵阵地，准备痛击敌人的进犯。

连长在阵地上见我这个样子，命令卫生员赶来急救，包扎伤口时发现里面有弹片，于是又送我下火线去手术室开刀，这时我已昏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得知，连长已经阵亡了，我禁不住大哭起来。

这一天的变化真是太大了，生离死别何其快速。后来我从前线被直升机送到马格利达后方医院治疗。

南帕卡于1945年2月8日被攻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4天。据新1军《精忠日报》报道，我连在南帕卡外围作战有功，我排共歼敌5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队长一人、小队长一人。

黄隆炽：

1944年，在我的软磨硬缠下，哥哥、姐姐（那时我父母早已仙逝）勉强答应了我跟着三位堂叔去从军的请求。

从军生涯也还顺利，到印度之后我很满意自己当上了一名步兵。在所有的兵种中，步兵上战场面对面打日本鬼子的机会最多，也最解恨！但那时战争已趋于结束了，根本没有上战场的机会。日本投降后，我虽满心欢喜，却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没能亲手治一治这傲气十足的小日本！

机会很快来了，就在我们进驻广东后不久，谭营长和李连长把我和龙排副一起叫到了连部，给了一个任务——押解日俘修建新1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我和龙排副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李连长没理会我们的小动作，继续说：“龙排副负责同我方场地工程技术人员的联系工作，至于小黄，你就负责押解日俘劳动和整个场地的警卫工作。”我俩站得笔直，兴奋地向连长和营长行了个军礼：“是！”谭营长训道：“别高兴得太早，千万注意军容、军纪。在日俘的面前既要不虐待他们，也要有胜利者的威仪！”心里装着连长和营长的话，我俩领着队伍进驻东山公墓的工地。

驻地选在了东山街口的一座还没完工的楼房里（二楼用于居住，一楼就当警卫点），街口直通墓地，离那里大约200米。整个墓地占地10公顷左右，坐落在广州沙河镇白云山石头岗，背靠一座圆锥型的小山。山前就是一座青色大理石纪念碑，正面雕上了孙立人将军的题词“新1军印缅将士纪念碑”。四条大理石柱直冲云天，从四面看去都是象征胜利的“V”字型。这四根大石柱还代表着新1军的军训：义、勇、忠、诚。而这四个字中又包含了四维：礼、义、廉、耻，以及八德：忠孝、仁爱、仗义、和平、仁义、武德、智仁、勇烈的全部要求。当时公墓主体工程已大致完成了，日俘的工作就只剩下挖地、抬土、运泥、填路等。

接收日俘的第一天早上，我们这个班的战友特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战士们都是经过挑选的，年轻、体质好，装备起来威风凛凛。吃过早饭，我们早早地到驻地门前等待日俘的到来。

8点整，一名矮个子日本士官带着200多名战俘来到我们的面前，整好队之后就向我们敬礼，然后开始报告。那时候没有翻译，双方交流全靠笔写（日本人都懂汉字）。他们的口头报告我自是一句也听不懂，但我们都挺直了腰身。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就在我们的面前，随时听候我们的调遣。我脑中闪过大轰炸时，日机在成都上空盘旋的情景，于是激动地大喊一声：“出发！”

日俘的劳动量其实很大，每天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吃起自己带的盒饭时都是狼吞虎咽的。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想起大轰炸时盐市口、顺城街等满街的死人，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可恨！可是他们也是人，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愚弄、逼迫了他们，才使他们犯下罪行。经过商量，我们每天还给他们烧上几桶开水，供他们解渴，日俘很是感激。

仇恨是无法抹去的。日本人奸淫我们的姐妹，杀害我们的骨肉同胞，有时甚至放狼狗咬死他们。但我们不是帝国主义，不会用野蛮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哪怕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日本军人。

我们的战士从不打骂日俘，但日俘劳动时根本不敢偷懒。他们的士官和小队的军曹，稍有不合意轻则怒骂，重则殴打，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被打的人不但不敢回嘴，还得端端正正地站好，任他打骂，口里还得不断“嗨！嗨！”地答应着。

一天中午，我正吃午饭，日俘士官来到驻地向我例行报告情况，进门先是一个恭恭敬敬的军礼（中日两国的军礼都是右手上举中指齐眉，但日军行礼手较平，中方军礼手较立。日俘这时行的是中式的军礼）。我把饭菜推到一边，示意他坐下，然后拿出一叠白纸，随手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漂亮的笔来。日俘士官一见这支笔就“啊呀，啊呀”地叫了起来，不断竖起大拇指对我笑。我写道“什么事”？他接过笔写了一些当天的劳动状况，以及同技术人员的接触情况，又感谢起我们来，说我们待人特别好。他见我没吭声，又写自己本是一名高中生，遣返回国后还是要读书的。他看着我继续写道：“你真有学问啊，简直叫我吃惊。我见过不少的中国军人，只有你最有学问，也最有风度。”他又指指我的笔写了“漂亮”这个词，还看了看饭桌上的菜饭写出“酒肉饭饱”四个字。

自从接手战俘以来，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阿谀奉承，而我也确实看不惯他们的士官不把手下的兵当人的做法。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教训他一下，正好他提到这一点，我提笔就在纸上写道：“中国有句老话‘酒肉饭饱，无所事事’，这是骂人的话，你知道吗？我们人道地对待你们，也希望你们人道地对待你们自己人！”

他接过纸，看了好一会儿。明白意思后，立马站了起来，低下头，口中不断“嗨，嗨”！从此他再也没有对我巴结讨好说奉承话，见了我们的士兵只是立正低下头，口中叫着“嗨，嗨”！但日俘中，士官和军曹打骂士兵的现象少了。

1945年底，在我们和日俘相处了2个多月后，公墓的土木工程基本完成了，上级命令将日俘遣返回国。

日俘工作的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让他们提前收工，回去准备一下东西，明日好离去。这是最后一次相处了。我们班上的其余11个人都衣装整齐地端枪站在我身后。日俘士官把200余人集合站在我们的面前，一齐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我胡乱地用中国式的日本话要他们回国后好好工作和学习，不要再侵略他国和欺辱别国的人民。听我讲完之后，士官出列说了一连串日语，大意是感谢我们的照顾。而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谢谢关照！谢谢关照！”日俘们又一起大声说了一句“谢谢关照”之后，集体行了个军礼。我们也还了他们一个军礼，这个军礼包含了多少意义，中国的军人用大度的胸怀包容了他们多少罪行！

日俘开始出发了，不少人不断向我们招手，我们12个人笔挺地立着。两个多月来我们从未打骂过他们。他们曾用狼狗、细菌和酷刑来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骨肉乡亲，而我们从未将这些野蛮残酷的方式加诸他们身上！

卢国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相继攻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缅甸，切断中国所有海上、陆上的国际通道。中国与英方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然而第一阶段损失惨重。为挽救危局，中国与美国加强合作，通过空运中国远征军到缅北和印度，从东西两线夹击日军。美国还为中国提供可装备十来个师的新式武器、弹药、车辆以及通讯、医疗等器材设备到昆明和印度的雷多。为了迎接这样大量作战装备和军援物资的接收、分配、训练、使用，1943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受命向川、滇、黔三省各大学征调除女生和师范学院外的应届毕业生作译员，经短期英语会话和军事术科训练后分配到云南、广西、缅北和印度各地中美军事机关和部队中担任翻译联络工作。

我当时是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班学生。我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故主动争取前往。我的父亲从一开始就完全支持我去应征。

在重庆学习培训了两个月。译员训练团结业时，蒋介石亲自来讲了话。1944年4月30日上午，我回家告别父母。当晚接通知第一批出发，翌晨即乘C37客货两用机飞往昆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

在昆明，我们与先报到的贵阳、昆明地区的一批学生共约100人，在车家壁步兵训练中心（ITC），接受美国教官三个星期的步兵武器结构、使用和教学方法训练。我们学习的步兵武器有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枪、反坦克炮。有的美国教官还表演了蒙眼拆装枪械。除反坦克炮外，都在靶场轮流练习了实弹射击。我们很快掌握了要领和熟记了全部英文词汇。5月22日学习结束，我和重庆大学的刘厚淳被分配到昆明美军作战参谋部。

在美军作战参谋部，我与刘君同在一个办公室，主要是翻译步兵武器使用说明书、武器训练和野战训练教材等。因有重庆和昆明两阶段训练的基础，翻译起来比较顺利，厚本厚本的资料，不到一个月就“歼灭”得差不多了，开始显得空闲。参谋部的巴顿准尉知道后，就安排我们陪同美国军官出差滇西各地。这种任务亦不多。我闲不惯，7月初的一天下决心找巴顿准尉商量，如果驻印度远征军或加尔各答兰姆伽战车训练中心还需要翻译，希望能调我去。约莫三天后，巴顿通知我，印度兰姆伽战车中心需要增调一批译员，可以调我去。

3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登机起飞。第一次越过澜沧江、怒江和高黎贡山出了国门。飞机上巧遇复旦新闻系的邓蜀生，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飞机过高黎贡山时飞行高度3万英尺，盘旋降落时，已能看到热带丛林、茶场和村落，还可看到三三两两在田间作业的黑皮肤农民。这时我意识到不可能是加尔各答西远郊的兰姆伽，问机组人员，方知是战时闻名世界的雷多，驻印远征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远征军总指挥部设在距机场仅约两英里的茂密森林的边缘，比较潮湿。先已分配来此工作的中大同学过懋德告诉我，郑洞国总指挥常去师、团视察或前线督战，只有半数时间在家。这时方知因新6军两个师的美军联络团扩大，急需增加译员，总指挥指示要我们全部留在雷多。这原本是我的“第一志愿”，自然喜出望外。

我和邓蜀生被分配到14师。当时西南边陲和缅、印的抗日战场分为东线和西线。东线总指挥为卫立煌，下辖第2军和东北军第53军及54军，共5万余人。主要战区在云南西南部至缅甸北部一带。西线总指挥为郑洞国，下辖新1军（军长孙立人）、新6军（军长廖耀湘），共4万余人。主要战区自印度东北部直至缅西北及滇、缅接壤处。新6军共有3个师，即14师、新编22师和50师，师长依次为龙天武、李涛、潘裕昆。14师所辖40团是陈诚早年曾任过团长的，故最受重视。

我们乘军车穿过丛林，越过田野，约一个多时辰到达距雷多市镇两英里，隐蔽在树林中的14师师部。师部三面都是操场，也被参天大树的茂密枝叶覆盖，从高空看下来也不大可能发现。所有的帐篷都是浅灰色，与印度的田野近似。林木繁茂，空气清新，大异于雷多机场和田野间的湿闷。林间偶有孤鸟飞鸣，深夜间闻豺群凄嗥，环境无比寂静。

师长、参谋长工作所在的高台篷房面对操场，坐北朝南。平台和房屋结构都是用整根整根的大楠竹捆梆而成，屋顶铺的是草绿色巨幅帆布。屋内分隔成一间间办公室和卧室，说不上精致美观，却也整齐牢实。竹楼后是电讯班的帐篷。操扬西面是两长排同式样共计14个小型帆布帐篷。这两排帐篷从北到南依次为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两排帐篷的西面还有一些随地形布设的帐篷，是警卫排、通信兵（勤务兵）和炊事兵住的。厨房、浴室和厕所则分散架设在更靠后一带。操场南面则为储存枪枝、弹药和被服等装备用的几个帐篷。再向东靠近大营出口通路是政治部搞宣传和师部开会用的两个大帐篷。在森林中，日照方向几乎不分东西。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参谋处和联络团凭借有线、无线收发报机和电话，以及地图和作战态势图日夜紧张地工作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美军联络团的帐篷都是圆形，直径约六七米，中高四围低，好像大蒙古包。一道门进出。我们行经远处，与美军士兵互相挥手招呼，大家都感到高兴。后来遇有闲暇时，也常串门聊天。

到达当天，师参谋长梁铁豹上校在操场北头的大篷房接见了我们。第二天早晨，师长龙天武，副师长许颖、政治副师长梁直平也接见了我们。他们都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同时也见到了早期志愿来昆明转派驻印远征军担任师翻译组长的香港藉人士潘士敦。

见过师长，我们接受了美军联络团拜访副团长派克少校的考核。派克少校谈得既活泼又认真，内容包括了武器和野战知识。提问多是战场实用的作业，或者说野外勤务。对话则谈林间兵营生活，文字口译要求反应快。只见他愈问愈有劲儿，有时甚至眉飞色舞，最后翘起大姆指，在我们二人肩头上拍了几下。下午参谋长即通知我和邓蜀生到参谋处接受任务。参谋长根据派克少校的意见给我们分工，我担任“我军作战”翻译，邓任“敌情”翻译。按美军代号分别为G3及G2。G1为人事，G4为后勤，在美军中一看便知道。

第三天早上即开始工作。参谋长转来联络团收交的无线电战报和敌情简报。这样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成了例行工作。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电讯和文件，随到随译。我军战报主要是缅北西、东两线的战况，敌情则包括东南亚各战区的日军活动。两周后，邓蜀生调去搞时事文化宣传工作，我便将邓的原有工作即敌情翻译一起接了下来。此后双报（作战、敌情）就由我负责到底。

谈到双报，至今犹感兴奋。缅北战场一幕幕艰险生动的战斗情景都在电讯中显现出来。有以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滇西军）为主力，先后攻克敌占孟拱、密支那、八莫等城镇的战役纪实，也有战士们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中国远征军为支援友邦，御敌歼敌于国门之外，英勇征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缅甸人、印度人固然感激不尽，英国人、美国人也万分钦佩。远征军不但仗打得好，军风纪也好，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鼓掌欢迎。孩子们都习惯伸出大姆指不断叫“顶好”。“顶好”这两个字在印度传遍了。美军的战报也多用“顶好小伙子”来代表中国军队，表现出亲切和尊敬。

在我们南侧相邻的帐篷里，几位年轻的参谋根据我军作战和敌情活动报告绘制前线态势图，由参谋长、师长先后校阅签署后发战报电讯下达团部并抄报指挥部、军部和美军联络团。我因工作需要，被特许常去看他们绘制的这些图。

从战报电讯和态势上可了解到，缅北东西两线，中国远征军都绝对是主力。哪怕是在丛林中搜索单个分散顽抗的日军，美国军人都让中国士兵走在前面，他们远远跟在后面。敌狙击手往往把自己捆绑在高空的树干上，隐蔽于绿叶丛中。他透过叶间缝隙能看到你，你却看不见他。原来喜拣轻活干的美军担任搜索，被日军狙击手冷枪打死打伤不少。中国士兵多来自四川，个子不大，比较灵巧，习惯于山林复杂地形，装备又较轻，加上新积累的对付亚热带丛林蛇多、蚂蝗多、沼泽多等恶劣条件的经验，他们行动快，牺牲少，不断消灭敌方狙击兵，消除一线的后顾之忧。

打阵地战时，也总是中国军队在正面，在前面。最难忘的一役是歼击顽守密支那的敌军，最后攻克那个闻名世界和象征西线战事胜利碑志的缅北重镇的动人情节。在美十四航空队轰炸机连番投弹后，躲在坚固水泥掩体里的众多敌军依然顽固，需要我步炮结合，一尺一尺地向密支那敌军司令部推进。8月3日凌晨，50师150团一个敢死连由连长带领全连官兵，趁着天色未明，要冲上一个前面就是敌司令部的旱堤坝。连长身先士卒，右手举着手枪，从地形有利的左侧向坝上爬。万籁俱寂中只有轻微攀登的脚步声。不幸，连长同几个士兵刚从坝顶露头，就被敌军枪弹击中倒下，这时副连长立即接上，沉住气带队往上冲，很快翻上堤坝，准备匍匐前进。左右是排长、班长和十余个士兵。这时敌人从暗处迸出的火力网眨眼又将副连长和部分跟随人员击中。紧跟身后的一排排长立即自动向前，举手指挥继续匍匐前进。几挺轻机枪分别瞄准适才暴露的两三个火力点扫射，很快打哑敌方掩体火力，第二位代连长一面命士兵们喊话，一面发动冲锋。正在冲锋前进时刻，几声散枪响起，这位代连长又应声倒下。二排排长反应快速，命令实际已攀上了堤坝的全连官兵重新卧倒，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轰鸣，成千发子弹齐齐压向模糊中的几个敌掩体。战斗终于告捷。天亮时，顽守的日军三三两两从掩体和较远的工事建筑物里，手举白旗走了出来。

这一幕情景，战报上略有描述。后又听了前线回来、参加过该役战斗的官兵亲身讲解。一个月后，我和邓蜀生一起专程去密支那看了那个小战场，包括旱堤坝和几个坚固的掩体。还会见了正驻屯密市的50师的几位参谋，询问了当时战斗的实况，故印象特别深刻。当天下午在返回师部的途中，还遇上一件趣事。一位半脱军装的美国大兵在公路旁一个岩穴下兴致勃勃地用利刀，大块大块切割刚猎获到的连皮带角的野鹿肉，还热情地问我们要不要，表示可送我们几大块。我们毕竟还有一个军风纪，表示感谢但没接受。随即彼此以轻快的微笑结束了这一不期邂逅。

我们在师部的生活也不枯燥。早晨做早操，练跑步，下午打篮球，也有机会骑马。还曾到军部广场去看过两场美军送来的新到美国彩色电影喜剧片《女儿狂》和《乐哉军队》，看了昆明京剧团的京剧。我对京剧戏台上方的横幅颇有感触，那是总指挥郑洞国题写的六个大字：“复见汉家威仪”。

有一次请假从雷多乘长途巴士去西边120公里地的萨地亚，看望驻印远征军新1军战车营里的同学陈珍念。从战车营广场北望，50公里外一派巍峨壮丽、顶峰积雪、铁青色的几乎是拔地而起的大山横贯东西。问了才知那就是喜马拉雅山东段。想象山脊梁的另一侧就是西康（现四川省），就是中国，感到极为亲切和自豪。

攻克密支那后，西线已无重要战事，驻印远征军奉命利用雨季休整。参谋长派我到加尔各答去联系全师需要的印刷品。吉普车送我到丁苏吉亚，再凭驻印远征军司令部证明乘上直达加尔各答的火车。其间，偶有英、美、印军官上下车，在较大车站也见有成队英、印军队等候专车运送。我所乘列车经高哈蒂、库奇比哈尔和迪纳杰布尔，于第二天下午到达加尔各答。沿途无论是在路旁还是车站，印度人老的小的远远见到我这个穿着军服的中国青年都几乎无例外地翘起大拇指，或喊着“中国”，或喊着“顶好”，有的孩子还要跟着列车跑一程。

到加尔各答后，住进公园街埃斯特尔旅馆。这是一栋四层楼房，后面有一大片绿茵草地。为了接待盟军，旅馆把床铺全都换成了较宽的行军床，床单被单全是白色，像兵营或医院。大房间可住七八个人，房费全部五折优待。进房间见全住的美国军官，他们多是来此度假的。这些美国人见我进房，都“哈罗”、“嗨”，高兴地招呼不迭，言谈间都表达了对中国军人的敬重。

第二天早上去印刷公司了解印刷品印制进度，知已全部接近完工，且正开始包装，3天内即可交运。利用等候时间，我参观游览了商业区、乔伦治大街、中央市场、豪喇大桥，加尔各答大学、植物园和中国城。也去拜访了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和中国旅行社。为求安静，第三天就改住中旅社经营的中国饭店。第四天去印刷公司查阅发运单，知印制品已全部付运。这家印刷公司规模算中等，是山东籍华侨开的。在印度的华侨大半是早年来自山东，其中有一部分是八十年前英国政府从山东招来的警察（巡捕），转业后经商或打工，子孙繁衍，都成了比较富裕的侨民。

在加尔各答呆了5天，工作、参观、游览均有收获。

10月中旬，雨季快将结束。回忆9月间，真是谈雨色变。那连绵不断的倾盆大雨，水声大过雷声，帐檐瀑布奔腾，使你不敢离开帐篷一步，普通的雨衣雨具全不顶事。每个帐篷只得发给一套专业用大雨帽、厚雨衣、长统雨靴，以供轮流上厕所和必要的工作用。勤务兵则每人一套，否则大家都没水喝，没饭吃了。现在雨季已近尾声，三晴两雨，下的也只是中雨小雨，外出活动已全无问题。这时驻印两军，即新1军和新6军的作战部队开始由加迈和密支那分东西两路往南推进。东路新1军38师沿密支那——八莫公路南下，西路新6军22师经和平向瑞姑南下。新6军的14师和50师作为总预备队押后，但各有一部沿侧翼掩护南进大军。美军一四八团也编在总预备队。

11月7日新6军22师攻占瑞姑，12月15日新1军38师攻占八莫。由于防守瑞姑一线的残敌溃逃八莫，加以八莫北部公路沿线多有日军的坚固工事，八莫的攻防战比瑞姑要艰苦。

当新1军军长孙立人指挥他的部队与滇西远征军呼应，为南北夹击敌军以打通中印公路而从北到南先后攻占南坎、芒友，在芒友会师并继续向腊戍推进之际，我新6军14师大部与50师150团同时攻克密支那。尚在密市参加联防的42团陆续开始回师孟拱。师部及直属连队于1944年12月下旬最后撤离雷多驻地。

1945年1月29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发表缅北战绩初步统计：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底，缅北、滇西我军对日作战，共死亡29454人；全歼日军精锐第18、第56两个师团，击溃第2、第47两个师团及第24混成旅团，共击毙日军48858人，俘虏647人，缴获各种枪12000余支、炮160门、战车12辆、汽车606辆、飞机3架。被日军切断了2年零8个月的滇缅公路终于完全收复，中印公路也告全线贯通。

后来我在昆明陆军总部了解到：日军印支泰马战区司令寺内寿一被关麟徵集团军俘虏后，搜查出来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皇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可以一个师团对五个印度师或两个英国师，与美国师可一对一，但两个日本师团还难以应付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一个师。可见，在寺内寿一眼里中国抗日远征军具有何等顽强的战斗力了。寺内寿一这本日记，当时由昆明陆军总部军务处（处长冷欣中将）送往重庆军委军令部，如今应保存在台湾国史馆内吧。

自雷多撤离时，因师长龙天武去重庆述职，由副师长许颖押队。第一辆是汽车连长和警卫排长所乘吉普车作为先导和指挥，由汽车连长亲自驾驶。我同许副师长所乘车排第二。车队浩浩荡荡穿出森林，然后沿公路东行经雷多机场南侧进入缅北平原。遇大弯路回头看，车队真像一条蜿蜒爬行的青蛇，但一小时后再看却变成了黄蛇。才意识到我们的全身可能也被埋藏有丰富石油和宝石矿的缅北大地上的黄土微尘覆盖。为了验证，看看前面的驾驶兵和副师长，眼珠、眉毛、鼻孔都看不清了。脸上简直可用精密测厚仪量出尘埃的以微米计的厚度来。大家相互瞧着，笑着，不一会儿前面的指挥车停了下来，并用麦克风小喇叭招呼全队都停下来休息，主要为抖去身上的灰尘和用路旁小溪的清水洗洗脸。下车再回头望，只见人们都在跳，都在笑。路南小溪，流水清澈无比，与路北堆满黄尘、活像雕塑泥坯的矮树丛相比，实在是太不协调。缅北大地真可以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句古成语的反义素描了。

傍晚渐渐接近孟拱机场，地形地貌开始变化。黄土只在耕地出现。遍地丛林青草，北面也有了群山，空气顿感清新。大队到达孟拱已是皓月当空。吃过干粮就在机场西北角草坪上竖起一个个的行军帐篷。下一步行动全在保密中。副师长只轻声对我说了一句：“你明晨第一架飞机出发。”问是到哪里，他笑了笑：“连我都还不晓得。”根据战场形势和他的神情，我推断是到昆明郊区。我这是排除了各种不可能而得出的可能和由可能论证出判断的。军事纪律要严格遵守，我已经养成了保密的习惯，自己的想法也不能随便说或找人求证。

第二天拂晓起身，吃了“B”口粮就登机。我们这一车队人作为首批连同吉普车共占用了八架C46型客货两用机。我最先起飞，许副师长是最后一架。各团官兵、装备和直属部队除重型车辆和装备沿公路运行外，全部分批用飞机陆续载运。

在飞机上听美军机长讲此行目的地，果然是昆明东部的益。我们飞越大片小丘陵地和海拔四千多米的高黎贡山，上午9时左右降落。我们这一架是第一个起飞，又是第一个降落。我留在机场配合美国十四航空队地勤人员招呼同一批陆续空运到达的人员，直到8架飞机到齐。先期到此的14师先遣官员中，一部分领送师部各处人员前往预先安排好的住地，另两个人陪送许副师长和我去县府拜会张县长，并在县府院内一套大小平房安顿下来。根据十四航空队美军联络员的通知，我中午又去机场开始迎接下面陆续到达的空运部队，即直属部队和三个团。他们将由两百多架次的C46机分批运送，每批10至20架不等，到达时间昼夜不定。

在第二批飞机尚未到达的短暂时辰里我又在思索，为什么要不分昼夜整师整师地空运作战部队？大反攻并非如此紧急。联系到师部离开雷多时收到的一条敌情电讯，即日军从广西柳州、河池、南丹北上，已先后攻陷贵州的独山、都匀，有继续向贵阳推进的态势，到益又从参谋处先期经昆明来益的一位参谋那里得知敌军已开始从都匀、独山南撤，这就再清楚不过了。既然缅北战区从军事上和外交上来看已不需要西线两个军的大部队留守，华南、华中大反攻也势在必行，东调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整师空运和昼夜不分，起因于日军侵黔，贵州危急，现在敌人退了还可能卷土重来。

14师空运部队，以每天三批约四五十架次到达。因而译员相应增多，我们去机场接应的工作愈来愈轻松有序。6天时间全部运完。参谋长是最后一批到达。师属各部队分散驻屯近远郊区，大部分住帐篷。再过几天，重型车队满载辎重和反坦克炮也到了。

此后就是休整和待命。一次参谋长让我同他一起去昆明。在那里见到了他的七、八位老战友和老上级，从而了解到一些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知道驻印远征军各军各师除少量配合东线滇西远征军继续清扫丽江东岸和腊戍的残敌外，都将陆续经滇缅公路撤离回国。也知道国内各战区无大调动。因此我估计师部近期内再没有战、情两报需要翻译。1月底参谋长派我到重庆向外事局汇报全师译员回到益的经过和现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正逢龙师长和许副师长也飞渝述职。我便随同两师长一起去外事局。见到局长何浩若，两师长与之寒喧后就开始赞扬我们全体译员在14师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增进了中美军队间的友谊，对缅北各战役的胜利功不可没。接着何局长也讲了一些赞许和鼓励的话。

2月底我仍乘美军飞机，由重庆绕经成都回昆明。何浩若局长及随员偕同几个美国军官在成都登机，一同去昆明。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半小时后天已黑尽。进入云南省境，由于气流变化大，飞机起伏、颠簸开始厉害起来。有时急剧升降的幅度高达七八十米，呕吐、喘气声不绝于耳。好不容易挨过这难受的几十分钟，飞近昆明就逐渐平稳了。这时才发现那几个全然无事的美国军官都是十四航空队的。在机场降落后，与何局长及其他外事局官员一起搭乘十四航空队军车前往我所熟悉的小西门一招美军作战参谋部所在。到房间仍昏昏然，没去餐厅即入睡。

在昆明小住后又回到地益。3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调昆明陆军总部副官处担任翻译、联络工作，一直到日本最后投降。

从1945年9月3日南京受降之日起，我们因与美军联合抗日而被征调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译员按规定纷纷办理复员。我于8月28日到了芷江，又随大队一起经衡阳、长沙、武汉再转船到南京。到南京总部办完手续，从此结束了1年零6个月的“戎马”生涯，乘飞机回重庆换取统一的证明函件，最后回沙坪坝中央大学交了差。回忆这一年半的译员生活，可以说虽非轰轰烈烈，却也多姿多采。

朱立民：

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国顾问团来的人逐渐多了，训练国军需要翻译员。就在我进入中央大学的第一年第一学期，快接近期末考时，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正式行文给学校，鼓励有兴趣的学生去考外事局的译员。我们中央大学有十七、八个人去应考，其中有好几个华侨学生，通通考取了。当上了译员，人家都称我们翻译官，好像在政府做事就一定是官。

考取后我们都很高兴，也就没心念书了，而且我们报到的日期就在大考之前，刚好不用考试，可以早点去报到。在局里受了两三天的职前训练，就派到昆明去。那时昆明有一个步兵训练中心，叫步校，一个炮兵训练中心，叫炮校。我被派到步校。

当翻译官非常顺利，我们第一批招考的译员英文程度都很好，虽然我二年级还没念完，有的则是三、四年级的，而且回国念书的侨生很多程度都很好，跟现在的不一样。中英翻译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在于我们不懂军事术语，后来由美国军官和中国军官在中间替我们协调，一两个星期下来，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常用术语。担任翻译队队长的是一位军校毕业、英文很好的周少校，美方单位主管是阿姆斯将军。后来周少校要跟阿姆斯将军一起调走，就向上面推荐要我接任翻译队队长之职，我就接了下来。

刚去时，大家都是上尉官阶，我升了队长就变成少校，后来很多人也升了少校，变成资深的翻译官。

美国的顾问军官和士兵越来越多，训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国内的之外，还有印度的，所以需要的翻译官越来越多。政府没有办法，就征调大学毕业生，不管什么系毕业的都征调，连英文最差的中文系也被征调。他们到底怎么翻译的，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中文系出身的也的确做过翻译官。翻译官的事情很杂，不一定是去上课，英文差一点也不一定不行，总是有事给你做就是了。我们曾经负责好几班的翻译官训练，因此后来我们也变成了教官。

我去当翻译官，哥哥、姐姐都不赞成，他们认为我应该把大学念完再去。后来证明，如果那个时候不去，后来也会被征调。后来征调的，开始时也是给上尉的官阶。这些人有一部分后来丧失了生命，因为他们受训后就被派到前线去。从师部一直派到团部、营部或连部，派到连部的就非常危险了，因为都在前线。我认识的有几个就是在前线，他们不是在作战，而是帮美国军官跟中国部队联络。炮火是不长眼睛的，身在前线很容易被波及。

训练的内容很多，有的教如何使用新式武器，有的讲将来到印度或缅甸时，丛林战应该怎么打，有的讲理论方面，有的则是实际操作。

士兵的纪律和学习能力都很好，而且美国军官的训练方法设想都很周到。受训都要考试，他们知道很多受训的中国士兵根本不认识字，于是就把这些士兵分成两组：不识字有不识字的考试方法，用问答及实际操作；识字的除了实际操作之外，再加上书面考试。不是每个士兵都有机会受训，来受训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程度比较好，脑筋也比较灵活。一次训练好像两三个月，但也要看课程而定。

另外，中国长官来视察的时候，我们要把他的演讲翻译成英文，美方当然也要说几句客套话，我们再把这些话译成中文。翻译美军的话非常容易，替中国军官翻译就非常困难。那时中国的高级军官有的不识字，是靠经验、战功升上来的。我翻译的大都是最高级的长官，像西南干训团的教育长梁华盛，这批人的知识很好，讲话也有内容，但是也跟张道藩教育长向我们训话的情形一样，非常啰嗦，一讲就讲两个钟头。在外国人面前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但是他们喜欢说中国的固有道德，什么信义和平啦，孔夫子说什么啦等等，我们非常烦恼。他们演讲，只有几个人能上去翻译，要怎么办?如果忠实地照翻，我们也翻不来，因为他们讲起话来没有逻辑，我们英文程度也没高到能随时将话翻得非常漂亮自然。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决定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他们的话我们句句都听得懂，但是不要每句都翻，等他讲了一段话后，司仪请他暂停，我们心中已经组织好了，几句话就应付过去。后来有些长官问我：“朱翻译官，我刚才讲了很多，你怎么那么快就把它翻完了？”这种趣事也偶尔发生。

我们在昆明步兵训练中心时，一度接受美方的资助。我记得因为我们待遇很差，曾经向政府反映薪水不够用，希望政府给一点津贴。当时甚至要罢译。有一个外事局的办事处听到这消息，就找队长来商量：“千万不能罢译!”美方怕事情扩大，也知道我们待遇不好，就选了几个工作特别勤奋、成绩非常好的翻译官商量，美方说：“必要时你们可以脱离外事局，由我们来付薪水，替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就拿了几个月的美金津贴，当时也没想到这是不合法的。后来上面知道了。说不可以这样做，只好算了，但也没有受到处罚。

我在昆明服务了大概10个月，那里训练中心的中国长官是赵家骧，就是后来“八二三”金门炮战殉职的副指挥宫。以翻译官的立场来说，他是最理想的长官，因为他讲话非常有分寸、有组织，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翻译出来，外国人也最喜欢跟他打交道。他没有留过学，可是对外国人的心理有研究，知道如何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我们做他的翻译官非常的轻松。他的中国文学底子非常好，会写诗，我们都称他为儒将，他太太的弟弟跟我们在中央大学是同学。

赵家骧将军很了解青年的心态，常找我们到他家去聊天，不分阶级，有几次不但找我们聊天喝茶，还请我们吃饭，对于提高我们的士气非常有用。有一次在他家吃饭，我上了一个大当。我是不吃狗肉的，那次大家事先都不讲明，他们都吃了之后也叫我吃，我就吃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事后他们才告诉我那是狗肉，那时的感觉好像是比较热一点。

到了周末，训练中心就拨一两辆卡车，载我们进城看看电影，吃个饭，也有人去看女朋友，或者游山玩水等。礼拜六只有半天，礼拜天可以出去一整天。至于伙食问题则很伤脑筋，因为要我们自己来办。凡是广东人或广东籍的华侨同学办伙食的话，就一天到晚吃牛杂，吃牛的内脏，苦死了。我实在吃不下，只好花钱到外面的摊子吃。

至于“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是我们到昆明当翻译官以后才成立的，跟我们无关。我们看过青年军成立后那种到处白看电影的情形，作风很嚣张。说起看电影，那时候昆明城里也有几家电影院，最苦恼的就是人很多，买不到电影票。我们最气的就是空军单位在昆明的人很多，航校也在昆明，他们也是周末出来玩。他们如果想看那一部电影，而且人数很多的话，我们就很难买到票，因为他们就用两个大个子抬着一个人，像飞机一样，从人群中冲过去，冲到售票口去买票。我们毫无办法，打也打不过他们，这种情形也不常有，只是看过这样的情形，都是敢怒不敢言。当时到底看了些什么电影，现在也没什么印象。

昆明很热闹，城外的名胜很多，气候也很好。周末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就跑到附近的山上去，带个毯子躺在山上，在温和的阳光下睡觉，很舒服的。

西南联大是在昆明，我有几个老朋友在那儿念书，大家时有来往。我是教会中学毕业的，在那里念书不一定要信教，只是觉得每个礼拜天去做个礼拜，也很有意思。既然不能每个礼拜天都找个地方玩，就利用礼拜天的上午到教堂里做礼拜，或者加入唱诗班。我在昆明就遇到一位同学，他拖我入唱诗班，所以我有一个时期每个礼拜天都去唱诗。没有几首圣诗是我会唱的，只是跟着他们唱，反正跟着起哄就是了。唱诗班里有好多女孩子，这也是我们加入唱诗班的原因之一，藉这个机会去接近她们，有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约好下午见面吃个饭、看个电影等等。

我附属的单位都是美国单位，只有昆明步兵训练中心是一个教育机关，有中国军官，也有美国军官，但是中心的行政是美国人负责，所以管行政的全是美国人，而受训的全是中国人。我们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跟受训的人接触，平常没有什么接触。我们接触的只有赵家骧将军，而他令我们佩服得不得了。那时我们都觉得，如果中国的军人都像他这样的话，那我们早就强起来了。

步兵训练中心上课时分成不同班次，譬如说上丛林战，我们就在野外上课，很少在教室里。训练士兵多半是实际操作，教士兵如何使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手枪等各种新运到的武器。那时中国军队虽然有很精良的武器，但是只有某种部队才有这种装备，很多部队的装备非常差，有些部队甚至连机关枪可能都没见过，所以他们这时都来学。抗战时每个部队的武器都非常不整齐。

当时常常有美国来的明星或演艺人员来劳军，像鲍伯?霍柏，我们当然没接待过鲍伯?霍柏，他不会到我们这个小单位来。别的演艺人员倒是来过。他们也欢迎同单位受训的中国人参加，但不会给中国人安排特别的座位，好像摆明了这是给美军看的表演，我们只是客人而已。这件事情使中方很不满，因为每次有京戏来表演，我们都把前面最好的位子留给美国军官及士兵。问题是美国人不喜欢京戏，也不领情。就是这一类的小摩擦。我没听说我那个单位有什么别的摩擦，其实平常也没什么来往。

倒是我做了队长之后，想办法让单位给中国翻译官的福利改善一点。福利其实也可怜得很。以前周末派车子，都是派很烂的货车，我去了之后，头两个礼拜安排很漂亮的新货车，后来维持不下去，他们说调度有困难。有的时候也有进城去玩的美国军人，看见我们的车停在那儿，不但上了车，而且要坐在司机旁边那个最好的位子。有一次我就上去跟那些美国军人交涉，有一个就说：“这是美军的车子，我是美国军人，有权坐在这儿。”我也不能跟他硬来，就说：“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他说：“好。”我说：“我明天要把这件事向司令官的参谋报告。”他说：“你去报告好了。”我报告之后，由于没有把他的名字搞清楚，他们一查没有这个人，就不了了之。

美国军官的素质还不错，有些士兵说话比较粗鲁。有一个年轻少尉刚刚到中国，什么都不懂，就对我说：“朱先生，我想你们翻译官应该以‘Sir’(长官)称呼我们。”我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上尉或少校的官阶。你们才应该以‘长官’来称呼我们。”他就没话讲了。

1943年我们在昆明的10个月(或是1年)之间，中国方面的长官赵家骧被美方邀请到印度去参观国军在那边训练的情形，他因为不懂英文，就找我陪他去。我们搭美军的飞机到加尔各答，再到其它地区参观。

那时印度还是英国属地，英国的风气很盛。我们住在最好的宾馆，一天吃五顿。起床之前是床上早餐，梳洗完毕下楼是正式早餐，中午有中餐，下午有下午茶，晚上是晚餐。所有的侍者都是印度人，黑黑的，穿着白制服，头巾上都有亮晶晶的饰品，腰带是金色的，一双脚却是光着的，黑得发亮，对比非常有趣。

任何时候你留在旅馆都不得不打开窗户，因为没有冷气，热得不得了，只有靠风扇。可是一打开窗子，就什么声音都进来。最难受的就是外面有人在唱歌，印度歌凄凉无比，好像在呻吟。当然可能也是我们艺术欣赏程度不够，不是所有的歌都这样，但是我们听到的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歌。我们一出大门往往就会被一群乞丐包围，胆子大的还抱住你的两条腿，不给钱就不放人。他们对英国人就不敢，英国军官有鞭子，会打人。乞丐一看就知道你是那一国人，对美国人及中国人都是用这种方法，他们知道这两国人不会打人，而且一定会给钱。有时候给了钱就散开了，然而另一群又上来，所以上街也是麻烦。不过也不是每次都会遇到这种情形。

后来缅甸前线需要翻译官，我们又被调到前线去。我被调到缅甸是史迪威下的命令：他做了蒋中正的参谋长，有调动中国军队的权力。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师进去缅甸了，曾经救过被围的英军，建了功。由于八莫有残余的日本兵，史迪威要我们中国军队负责消灭他们。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力量，但还在打。载我们几个翻译官的飞机在八莫降落，没有机场，只有跑道，日军打过来的炮弹落在我们飞机附近，我们就赶快下飞机跑到掩体后面，如果炸到飞机我们就完了。国军大概一个月之内就把日本人解决了。在那个月里头，史迪威曾经亲自到我们营地视察，下达作战命令，我就是翻译官。当时我很紧张，因为从没有翻译过作战命令，结果一看很简单，就是那一个部队明天什么时候开始向那方面作战，如此而已。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中国方面有四个师长聆听这个作战命令，美军方面则有当地的司令，还有参谋长。我翻译之后，就散了，彼此也不商量，好像各做各的。我就留下来跟那四个师长聊天。非常可惜的是，那时我没有记日记，认识那么多位军人，结果一个都不记得，只认识赵家骧。其中一位师长好像是用四川话或湖南话对我说：“朱翻译官，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他们怎么都要吃过早点以后才开战，都是8点开战，这明明要我们吃完了早点才开战，那有这种事啊!”第二天，他们果然没有按照命令指定的时间进攻，而是拖到第二天的半夜才开战，结果把剩余的日本人消灭了。他们向美方报告的时候，美方也没有话讲，因为虽然他们没有按照命令时间开战，但是任务毕竟完成了。

那次作战还抓到一部分俘虏，其它日本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自杀了。不过，所有被日本征调的随营妓女一一就是慰安妇都还在，大概有十几个。由于有沟通上的困难，就调了几个日裔美国人来翻译。当时有很多在美国的日本人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也有被美国征调出来服务的，他们不打仗，而是做翻译或别的工作。他们用日本话审问那些被俘虏的日本兵及营妓，我们才知道那些营妓都是朝鲜人。我们看了都觉得恶心极了，个个都是丑八怪，怎么可能会引起欲望!看来只是发泄兽欲的对象。

由于我们的阶层太低了，关于史迪威的一切只是听闻而已。我个人倒是确定了一件事。好多人说他的中文好，其实他的中文很烂，只是能听懂而已，说话都说不清楚，只有简单的事情可以用中文表达。我看得出这个人的脾气很坏，很不耐烦，有点独断独行的倾向。在我看见史迪威的场合中，他与中国高级军官的来往没有什么值得提的事情。

在缅甸我们也有休假的时候，假期大概是一个礼拜，休假的目的地一定是加尔各答一一要离开丛林，就只有到都市去玩。我们在缅甸都住在丛林里，睡行军床。从缅甸到加尔各答，坐飞机要好几个钟头，而且一定得坐飞机，陆路没办法。

我们还是属于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拿的是中国政府的钱，不是拿美方的钱。在缅甸时待遇比较高一点，是以卢比计算，而且在缅甸工作，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一到加尔各答买起东西来就像疯子一样。那时我买了很多书。我们在缅甸的待遇，比国内的翻译官好很多。

国内的翻译官给上尉或少校阶级，并不是因为你有上尉或少校的资格，而是因为以少尉或中尉的军阶叙薪钱太少了，为了想办法多给你一点钱，才给较高的军阶。尽管如此，还是不够用，到缅甸后就好多了。

翻译官当中有很多都是成熟的男人，甚至有些是有家眷的，也有单身或比较单纯的大学生。任何一个这样的团体，总有人要寻找性的刺激：到了加尔各答，这方面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几个不敢去的，就在旅馆的咖啡馆聊天，或者上街走走，等他们回来，听他们讲经验。他们去的一定是专干那一行的地方。对干这一行的女人而言，根本就不把性当一回事。她们不会把感情融入，因为人太多了，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还有当地的印度人，都需要排队，而且每个人只有几分钟，如果慢一点，她还会催你。那有什么意思呢?找高级的要多花钱，他们又舍不得花，所以后来就不去了。

在同搭飞机或同住旅馆时，我曾看到国军各部队到加尔各答办事的军需官，手上金戒指一大堆。他们没有办法用别的方法来存钱，就买金戒指。他们中间有油水可捞，在加尔各答把事情办完了，能揩的油揩了，就买金戒指或金块回去，一看就知道有问题。这些人都在发国难财。

有一次，我陪美方一位维塞尔将军到缅甸视察，那位将军要去视察一间离前线不远的野战医院。因为接近前线，他想先到前线去看一看。所谓前线就是连部，前面几百公尺就是敌人了。我身上带了一把自己买的卡宾枪。我当翻译官也很久了，但是连敌人都没看过。那天大雾迷茫，什么都看不见，只知道敌军就在前面两、三百公尺的地方，我就拿枪往那方向开了几枪，算是“出了任务”。

这件事其实还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这位美国长官是位准将，肩上挂了一颗星，他明明知道要视察的野战医院接近前线，如果有太阳的话，他肩上的星会闪光，这样就会被敌人发现。也许他有先见之明，知道会有大雾；不会发生什么事故。也许他没经验，因为他是直接从美国调来的，在美国是一个装甲师的副师长，没有作战经验。第二，我们到野战医院之前，医院派了一个少校军官来接我们，在吉普车上他就问美国长官：“将军，你要走快捷方式，还是走正路?”当然是越快越好。结果那军官就带我们冲进湖里，就往湖里头走，医院就在湖的对面。这位维塞尔将军比我还高一个头，但水都到他胸前了，他就回过头说：“我们非涉水穿过这个湖不可吗?非这样不可吗?”“不，长官!但这是快捷方式。”这话把他气坏了，我是更紧张了，因为我不会游泳。

最后我们折了回来，另外绕路去，真是莫名其妙。可见在美国军队里头，也有对长官的话不加分析就执行的现象。最快的路要穿过一个湖，都快淹死了，怎么会叫做快捷方式呢?实在是莫名其妙。

八莫之战胜利之后，缅甸的局势逐渐平静，同时听说德国在欧洲已经投降，所以大家认为日本人投降的日子也不远了。这时候逐渐有翻译官开始辞职回国，预备回去念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走新开的八莫——昆明公路，走过很多山才回到云南的。每个车队都是几十辆卡车，由一个美国军官带队，有一个中国翻译官陪着他坐第一辆车。我不晓得自己是第几个梯次的。准备回国的翻译官中，有很多人也动脑筋想发一笔小财，有的带香烟以及美军军官供应处里可以买到的东西，如咖啡、做冰淇淋的奶粉等，这些东西到云南都可以卖到好价钱。

还有人带军火。美国士兵对自己的手枪、步枪等都很随便，好像没有稽核一样，想卖就卖了。我们就买啊!我也买了一支手枪，后来想想不好，万一落到土匪手里就糟了。我这人还很天真，赚钱居然还要想到别的问题。我就把它卖掉，买了大批香烟带上吉普车，准备带回昆明去，谁知道到了昆明就被熟朋友一抢而光。

我是在昆明当翻译官时学坏的，又喝酒，又抽烟。美军军官供应处里什么牌子的香烟都有，在缅甸还有英国烟。我就每一种烟买一罐(那时是罐装)，摆在自己的桌上，一会儿抽这支，一会儿抽那支，这样一抽也抽了四、五十年了，刚开始只是为了好玩而已。那时有几个会打扑克的翻译官赚了不少钱，美国人打扑克，精的人很少，有很多很笨，我们随便弄一弄就赚好多钱。

回来之后我马上就把辞职的事办好，然后回重庆念书。我以前二年级的学分根本没有念满，不过政府有一个办法：凡是在抗战时期做过翻译官或是从军的学生，回到大学念书，如果共同必修科没有念完的话，可以全免。这样一来很多课程我就不必念了。所以我在中央大学念书，算算在沙坪坝一年，回到南京复校两年，三年就把外文系必修的课程都念完，然后就毕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毕业成绩单上只有108个学分。就因为只有108个学分，1954年我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所时，有几个学校认为我还没有毕业，要我补修大学学分。

我两年内把三年的课程念完，其实都安排得很好，没有什么困难。唯一的麻烦是法文。那时规定第二外国语要念三年，我只有两年，只好先念一年法文，第二、三年的法文同时念，这都是变通。那时可以办得到，现在不可能办到了，现在教育部什么事都管得很厉害、很清楚。

我在四川时，从来没有觉得有隔阂。也许是因为语言上的关系，虽然我不能讲很土的四川话，但也学会了他们说的那一套，而且我说国语他们也听得懂，因此没有感觉到四川人有排外的心理或举动。

抗战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生活其实过得很舒服。有一次美国记者来访问，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招待美国记者吃美式早餐，有鸡蛋、熏肉、果汁等，跟普通美国早餐完全一样，这在当时的重庆算是很奢侈的。记者就故意问：“现在你们抗战，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请问部长，您的早餐是不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这也是人家在外国报纸上看到后告诉我的。他如何答复我不知道，我想一定是很尴尬。当时我们的确听到好多传闻，说重庆有钱有势的人如何享受。重庆买不到的东西，可以从香港空运进来，像上海的大闸蟹。如果说像蒋夫人带点私人东西，我想是很普通的事，一定是有的。就像现在美国总统的幕僚长，把空军飞机当作私人飞机一样。有权势的人随便揩揩油，觉得无所谓，这种事不讲出来就无所谓，讲出来就变成丑闻。

王树勋：

远征军第11集团军87师于1944年5月10日强渡怒江成功，便一路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日军于怒江西岸所设的护卫龙陵的所有据点，22日即直捣敌人龙陵城前卫的第二道防线——黄草坝。

黄草坝位于龙陵城北约十多公里处，东扼怒江，西靠腾龙公路，北近松山，故被日军视为松山外的龙陵县城的第二屏障。除在东面山地筑有互距一公里左右的三个坚固堡垒外，还设有一个重要的军需物资仓库。因此，当我军攻抵该地时，敌拼命据守，妄图以逸待劳，予我军于疲劳而后歼。然我军锐气正盛，意在速战。正面猛攻不下，乃采取迂回战术，既分散敌人力量，又给敌造成疑惧心理。在此情况下，我军发现其薄弱所在。我部即向北佯攻松山，造成从背面包抄松山的假象。这样一来，敌军果然抽一半以上兵力向松山后面驰援，我军便乘势向其兵力薄弱处的阵地发起猛攻，当敌军发现我主攻意图急回兵来救时，我军已克取了两个坚固堡垒。

敌军深知，如黄草坝被我攻克，不仅使其固守龙陵城受到极大威胁，而且使其要害据点松山守军处于腹背受敌以致全军覆没的境地。为此，日军又作剧烈反扑。但敌三个堡垒丢其二，我军已占绝对优势。被我所占的两个堡垒各当一面，敌屡攻屡败，在此关键时刻，张绍勋师长临阵督战，一时士气大振，杀声震天，步步前进。在山炮掩护下，以排山倒海之势，一鼓直冲敌仓库重地。张师长当即命令260团围攻敌孤军据守的最后那个堡垒。这时，我炮兵开路，以强大的火力把敌人轰打得不敢抬头，我步兵便乘势冲逼敌堡，将美制强烈炸药包和火箭筒从敌堡的机枪射口投入。一声巨响，真如天崩地裂。敌堡被摧毁了，里面死剩的十多个日军，一个举枪自杀（敌中队长野村一郎），其余的均举手投降（其中的7个印度黑人）。至此，黄草坝完全被我光复，所剩残敌全部向龙陵城北第三道防线深沟溃退。与深沟守敌会合，企图把我攻夺龙陵县城的部队拒于门外。

5月28日，军司令部关于我军光复黄草坝缴获数以吨计的战利品的战地通报传到前沿阵地时，所有战士无不为之鼓舞，一时士气倍增，军威大振。3天前攻取黄草坝的260、261团的先头部队，仅一天多时间，便摧毁了敌人筑于深沟桥上那个极为坚固的桥头堡，拿下深沟据点，并长驱直入进取龙陵城北的最后一道防线——（下）碗厂。

龙陵城西面的文笔坡、西山坡，东面的广林坡、华坡、风吹坡等日军据守龙陵县城的临城阵地都被我相继攻克。

这时，日军除了东面的老东坡，南面的伏龙寺，西面的赵家祠堂，北面的东卡这四个与敌存亡相关的据点外，其余日军都被我压缩在方圆五里的县城内，成为瓮中之鳖了。

1944年7月2日，正当我87师主攻龙陵城外围敌阵赵家祠堂、敌伪行政班、东卡等地即见效果的关键时刻，忽有20多辆满载日军的装甲车，从腾冲顺腾龙公路溃退而来，从后面包抄了已攻入城内的87师。胜利在即的87师瞬间便变主动为被动，形成了腹背受敌难以支撑的危险局面，担任前沿主攻的259团伤亡更为惨重。情况如此严峻，军司令部不得不下令所有围攻部队暂行撤退。87师暂撤地点是黄草坝。

在黄草坝休整3天后，集团军司令部又组织对龙陵城的全面反攻。在已熟悉敌我双方战地态势的有利情况下，各部队的主攻任务和目标不变。这次攻击，因敌人已有援兵，所以较前次任务更为残酷。赵家祠堂、回头坡、东卡等阵地，均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极难固守。其中，尤以259团第一营的攻击目标回头坡更是白刃拼搏都互无进退。这便极大地影响了左右两翼部队攻击的进取。

虽然全面攻击已经两天一夜了，但双方仍处于胶着状态。87师由于前次总攻击在快见战果时突然全面失利，师长张绍勋饮恨自杀。副师长黄炎接任师长后，眼看这次攻击的剧烈与残酷与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便召开阵前会议，要各团、营长重拟战机，使攻击快速见效，否则将影响整个战局。会后，各团、营长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重布战局。

259团第一营攻击目标回头坡是龙陵城外围敌阵的第一线，所以营长陈秉利、副营长秦良都共同亲往实地察核一天来的攻击情况，以便根据实际调整作战机宜，避免再产生不必要的牺牲。不料就在此时，两营长才走出前沿营指挥所不远，便被隐蔽在暗堡里负伤日军开枪射击，两位营长应声倒地，为国捐躯。

全营兄弟悲愤至极，跳出掩堤要与日军死拼，团长下令阻止，一面指派重机枪连连长李忠国为该营营长指挥战斗，一面下令团直属便衣队拼命抢回二位营长尸体。便衣队在两个机枪连的掩护下，全体队员与敌人血战了4个多钟头，始将二位营长的尸体抢回团部，大家将二位营长全身的血渍洗去，换上一套新的校官军装，装进从附近找来的几块木板做成的棺材里，掩埋在团后面的山上。团长含着泪分别在两块木板上写上两位营长的藉贯、年龄、军衔，以便胜利后再作抚恤处理。

两营长葬后的次日拂晓，我一营弟兄怀着要为他们报仇的强大决心和力量，终于将日军视为龙陵城左翼的王牌据点回头坡攻克，为全面攻取龙陵县城打开了左边的大门。

1944年6月28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从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保山马王屯，携同71军军部少将秘书姚梓繁和两名中央社的战地记者到龙陵战地前线进行全面视察。

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助兴，从早到晚都未落雨。似此天气，从渡江到龙陵攻克，可算是仅有的一天。这一天一早，老东坡左右两侧的风吹坡、广林坡、三关坡、黄土坡、文笔坡、华坡等地的所有前沿指挥所里，特别是第11集团军和71军的前沿司令部，气氛都异于平常。约9点左右，卫长官在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和第71军军长钟彬将军、秘书姚梓繁少将、美军参谋团两名少将及其翻译官、几名中央社随军战地记者的陪同下，走进总司令部的前哨指挥所。卫长官风度谦和，步履矫健。那威而不严，充满胜利信心的神态，令人一见不禁肃然起敬。尤其是统帅着20万人马，作为整个战区的决策、指挥者，在战火中进行活动不用警戒，这更为鲜有。

约10多分钟后，从战地来的各报社记者陆续走向集团军司令部的那个前哨指挥所。下午六点左右，才见宋总司令等将领簇拥着卫长官走出哨所。他们相互一一握手行礼作别后，卫长官才和同来时的随行人员一道，从尖山寺脚的崎岖小路朝黄草坝方向走去。

当晚11时前后，集团军司令部便将卫长官阵地布战的结果形成文件，指派专人分别送达各部队，主要内容为：

1．多方勘察，不惜一切代价将敌在龙陵城筑有的各个重炮暗堡摧毁，以造就攻克龙陵的优势，加速对龙陵的攻克和固守。

2．不论何时何地遇有老百姓耕牛不准宰杀。

3．不论官兵，其伤在头部或腹部者，应及时送黄草坝，再用军用飞机转送保山抢救，除此均在战地野战医院治疗。

4．再不许互拉兵员补充本部兵额，对逃兵处决须经集团军审核，再经长官部批准。

5．捕获的汉奸、间谍、查明属实就地枪决。

卫长官临阵布战后的一个星期，集团军司令部便抽调美军上尉教官舒尔到黄草坝用飞机侦察敌人筑在龙陵城内各处的坚固暗堡，同时又指令军、师各级前沿指挥部，重新调整部署新的作战机宜。

时近中秋，敌人设在龙陵城的大小据点，不论其坚固程度如何，都已被我一一攻拔。特别是老东坡的攻克，大家总以为龙陵城是唾手可得的了，谁知与敌生死悠关的最后据点——东卡，却屡攻不下，并使我军花了不亚于老东坡的代价。

东卡，是龙陵城的东大门，北面是滇缅公路穿城的入口处，正东面是老东坡脚下一个不很大的坝子。日军便面对坝子和公路入口处筑有四个坚固的堡垒。堡身周围均在五公尺左右，但高出地面不过一公尺。堡垒的四周均选用椎栗树、红木树等坚硬木材，一棵挨一棵地栅在周围，再用钢板钉其上。顶端也有同样硬的木头栅严，再用钢板铺钉其下。因此，一般炮弹都没奈他何，就是重炮、榴弹炮等重武器，射程远点也很难奏效。

其次，还有更大的困难是，我四面围攻部队的交通沟都挖到敌人的堡群边，飞机轰炸或炮弹射击都无法进行。因此，除了用步兵的躯体去拼死攻克外，再无其他良策。

据这种情况，前沿各高级指挥部在长官部的统一部署下，决定以最大的牺牲和花最大的代价摧毁被日军视为是最后一张王牌的那四个堡垒，以快速完成总攻龙陵城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

8月8日，长官司令部对敌人四个堡垒目标进行全面总攻。所有重武器都要交织成强大严密的火网，不给敌人一点抬头喘息的机会。即使不能全部摧毁，也要削弱其予敌人仗恃的作用。在重武器总攻击之前，四周的前沿步兵先暂后撤一千公尺。以避我炮火锋芒，而后再待命行动。

下午一点，总攻击开始。所有重武器都从四面八方朝着东卡这个目标射击。真是万炮齐发，山摇地动。一刹那，只见东卡上空硝烟弥漫、尘土蔽天，整个龙陵城都火光和浓烟笼罩着。这时我们的山炮阵地早从广林坡推进到龙陵城东约一公里处的碗厂设阵，对龙陵城敌人的护卫阵地东卡作直接射击。如雨点一般的各种炮弹的轰炸，把我们阵地周围都震得似地震那样波动，炮弹爆炸发出的热力所形成的热流，也不断向我们身边冲来，虽然天气还是和往常一样不停地淋着雨，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汗流浃背。

大约一个钟头，枪声全部停止了，大地一片寂静，简直连虫鸟都无一丝声息。不多时，步兵们便从东卡四周跳出掩体，层层向东卡敌阵压缩而进。先是工兵全面扫雷，清除障碍。查出堡垒所在地，并作出标志，以便认清目标进行搜索。因几万发炮弹的威力所掀起的泥土、瓦砾、树枝、房屋断料几乎把四个堡垒全部掩盖了。因此，一时清找就非常吃力，只有把上面的掩盖层渐次清除，才能发现堡址。近千名工兵，步兵协力清理，直到下午五点多钟，堡身才逐渐显现出来。

这时，坚守在堡垒内的绝大部分残敌，由于堡垒被我军炮击掀起的泥土、瓦砾等物掩盖，里面的空气几乎不能流通，再也不能顽抗，被迫冲出来和我军拼以一死，这正中我军下怀，真是打蛇已把蛇引出洞来了。敌一出堡，我军便从前后左右一步紧接一步地压缩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轻武器手榴弹都不能使用，一场天昏地暗，神惊鬼愁的肉搏恶战便开展起来。双方士兵丢下枪支，赤手搏击，四手紧抱，滚来滚去，直到把对方弄死为止。这样拼搏约两个多钟点，顽敌全部被歼，这场恶战方告终止。

打扫战场，在堡垒外击毙之敌不算，在堡垒里共有日军死尸160多具，其中一名大佐、四名大尉。正当我军进一步向四面搜索时，突然，敌第四号堡垒又传出枪声，我清扫部队近前查看，方知是里面的日军指挥官田原小板持枪自杀，并于自杀前用所佩战刀，将堡内两名尚未窒息的日本军妓杀死。

这次战役，除击毙日军300多人外，还俘获100多名印度、缅甸等国奴役士兵、12名日本军妓及她们的一些刺绣慰劳品，多为白绸手绢和千人皱。同时缴获的还有600多条大小枪支、四面太阳旗、六把战刀。在一、三两号堡里的第二三两层，共缴获各种枪支、子弹、瓶酒、食品罐头、药物等两百多箱、衣服被毯30多袋（以上均为当时战地通报数字）。

就在我军打扫战场结束的当天傍晚9点多钟，71军司令部分头传下命令宣称：随着东卡的攻克，龙陵全境已胜利光复。各兵种及所属民夫全部进城休整3天，待命行动。在此期间不得侵扰惊恐未定的回家居民。

敌伪龙陵县平戛区区长、伪龙陵县平戛区维持会长、敌伪“警保总司令”蒋三元，在远征军神速攻取平戛之际，未及潜逃，遂被俘获。在平戛光复后的区公所囚禁了一个星期，在平戛街外的一个广场，由第二军军法处执行枪决。

日军侵占龙陵后。蒋三元便投敌对态度为奸、卖国求荣、被日军赏以上述“头衔”。这条汉奸走狗配合日军血腥统治，犯下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在当上伪区长的第一年，就杀害了第60军抗日军人的父亲唐大爹。唐大爹的大儿子于1937年从军，编入60军随军出征参加台儿庄战役，英勇立功，晋升连长，并获60元奖金。他将喜报及40元奖金寄给家中父亲，因而此事遍传乡里。日军来后，蒋便说他父亲拒抗皇军，便将无辜的唐大爹杀害。企图以此对抗日家属及有反抗情绪的人进行威慑。

一位姓匡的老人，他的儿女都到山林里躲避去了。蒋贼知道他有个女儿生得较好，硬逼他交出来，作为“花姑娘”献给日军淫乐。老人至死不从，被蒋三元下令杀害。

有一个被蒋三元派给日军的“花姑娘”，因较其她的美一些，蒋三元便将她藏在家里做他和他小老婆的烟枪手，专门为他们烧鸦片烟。一天，小老婆不在，他便要强奸这个女子。这女子极力反抗，并将他的两支手咬出血。蒋贼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将这女子打死。

1943年1月，我第二军在芒市、象达、平戛一带搞敌情活动的人员，有4人暴露了目标，不幸被捕。蒋贼对他们用尽酷刑进行逼供，均无一所获，便将他们活埋。

从日军侵占龙陵，蒋三元当上伪区长和维持会长到我军反攻前夕，他共派了90多个“花姑娘”供日寇淫乐。在查派时，如家属或本人稍有反抗表现，不是枪毙就是坐牢。

日寇侵占龙陵后，便到各地强派民工到县城及周围，沿江要冲构筑工事堡垒。修筑各地的工事和堡垒的民工，都要从几十里外的地方派来。这些民工被日寇视为牛马，任意摧残。日军在平戛修筑一个堡垒，从黄草坝派来21个民工，因忍受不了鬼子的虐待，便在夜间把看守的两个鬼子打死后一起逃跑。不幸，跑出不远便被日寇追回，其中6人被活活打死，其余全部被打伤致残。

在处决蒋贼的大会上，当第二军军法处李处长宣布蒋三元的罪状时，那些受害者家属简直泣不成声，有的竟跑到台上去，要求用刀子当着大会把他活活剐死。

汉奸蒋三元被枪毙后，在会所有人都高声呼喊，要将他小老婆及他一家老小抓起来统统伏法。可是，他小老婆在他被俘后便畏罪上吊自杀了，其余的均已逃匿，一时不能追捕惩办。在去搜捕他小老婆时，在他家里缴获了100多包大烟，1000多块银元，大小枪支40多支，军大衣和军装多件，食品罐头数箱。

处决蒋三元后10多天，又在绕廊抓获了他的走狗副会长李才，但未及处决，他便在囚禁的房间里撞墙自杀了。

杨毓骧：

1944年6月5日凌晨，昆明的街道上还没有什么行人，一队穿着灰色棉军衣，布鞋的青年列队急匆匆从城市中穿过。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南郊的巫家坝机场，天空上还繁星点点。再不多久，这500名青年就要登上飞机飞赴印度。

“那晚的星星很亮。”60多年过后，杨毓骧还记得当时只有18岁的他特意抬头看了看家乡的天空。

须臾，C-47运输机喘着粗气飞了起来。机舱里没有座位，所有人都想站到窗边，第一次从空中俯瞰古老的昆明城，再看一眼沉睡的家乡，这时他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是真的要离开家了，“很多人和我一样，兴奋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大家不说话，心里默默祈祷。”

飞机经过澜沧江和怒江，机舱内的温度一下降了下来，再向前，白雪皑皑、海拔6740米的太子雪山出现了，这就到了飞行运输队所称的“驼峰”，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有500多架盟军飞机失事。

杨毓骧的运气实在不错，据说第一批乘机飞印度的学生兵，临上机前被命令脱掉军服，长官们说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根本用不着棉衣，这些军服可以留下来装备国内的士兵。结果，士兵们被冻得半死，不少体质羸弱的竟被活活冻死。

越过“驼峰”，又飞行了3个小时，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安全着陆，“我们走下飞机，全身冻得像冰块，只好蹦蹦跳跳取暖，两只耳朵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晚上，杨毓骧和大家一起洗澡，旧棉衣、棉裤和鞋袜全都扔到一个大坑里焚烧，当他们赤身裸体地走出来，崭新的黄色卡其布制服，白色内衣裤，绿毛衣、毛袜，灰色帆布腰带，黄色胶鞋已经整齐地排放在面前，学生兵们换上新军装，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10万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队，杨毓骧所在的暂汽一团1000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

1926年，杨毓骧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942年5月4日，日军对保山实施大轰炸，当天保山县内正逢集市，赶集的密集人群成为54架日机重点袭击目标。这次轰炸，中国平民死伤逾万。

轰炸结束两天后，16岁的杨毓骧路过保山，往日的城市千疮百孔，“尸体的臭味一公里外都能闻到”。

1943年，杨毓骧从保山县中学毕业后，考进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第二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征集知识青年10万人，编组远征军。

“这年我18岁，刚刚符合参军年龄。而且政府重视学生军，待遇比普通士兵高，还承诺参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后还可以继续上学，我在中学只上了一个月，就去报名参军了。”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在异国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是个例外，与国内的军队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手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士气高昂，军纪严明。

早在1942年7月，中英盟军刚从缅甸撤退后，史迪威将军就构想了“反攻缅甸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10万中国军队，同时在滇西装备训练30个师。这两支部队即后来的“X部队”与“Y部队”。

按照总部指示，在掌握机械化坦克、装甲车之前必须学会驾驶汽车，于是500名学生兵和后来空运来的青年兵在兰姆伽基地编入“中国驻印军重兵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每团1000余人，杨毓骧和25名中山中学的同学全部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

团长简立，湖南人，年约35岁，据说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同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皮肤白净，戴眼镜，被部下称为“儒将”。暂汽一团1000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为高中生。不一般的团长和不一般的士兵，给暂汽一团赢来一顶“大帽子”。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暂汽一团引起的最大争议是，团长竟然根据士兵愿望，由各连推选出一名士兵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凡有关士兵的供给、膳食、被服、邮政等事宜，都由“士兵委员会”参加团部军需处管理，透明开放，没有腐败舞弊。

“士兵委员会”还办有全国性的“天声服务社”壁报，“天声”是由简立团长亲自命名，意为“振大汉之天声”。简立还写了一首歌词，有人谱曲后在全团传唱:“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唯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

各连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营连之间经常举行友谊赛，团部还组织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和学术报告会。学术报告会由各大学的原学生们演讲，杨毓骧记得有一位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讲了一场题为《兔子的生理技能》的报告，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与机械化战斗无关，但后来去了缅北热带丛林，发现整日与毒蛇、蚂蝗、蚂蚁作战，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听讲。

还有一次，全团士兵被集合起来去看电影，放映的竟然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让士兵们大吃一惊，但很快都认真地看下去。“团部发的物资品里也有安全套，虽然我们用不上。后来换了一个团长，他对美国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东西。从这件小事，大家就感觉这个人对其他事情也不会民主了。”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军官们都严禁“暂汽一团”士兵到他们的军营拜访，也禁止他们的士兵去“暂汽一团”参观。而士兵们之间也少往来，“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训练一个半月后，杨毓骧从汽车驾校毕业，司令部命令暂汽一团派三个连把军用物资从兰姆伽运送到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达。这是一次难得的外出机会，各连都争着去，团长只好召开全团大会，由连长抽签决定。“我们二连连长侥幸抽中，全连士兵顿时向天空抛衣丢帽，欢呼若狂。”杨毓骧回忆，“每个人都把黄卡其布军装熨烫得笔挺，准备了两天的给养，有牛奶、饼干、牛肉罐头等，还发海军牌香烟，整洁的卫生纸，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着一辆GMC军车，直接驶向比哈而省宽阔的公路上。”

在加尔各达，杨毓骧和几个战友乘坐双层电车游览市区，繁华的市区给爱好文学的杨毓骧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出来:“想当逃兵，去印度国际大学上学，听说文学泰斗泰戈尔就在那里任教。”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逃兵被抓住就枪毙，已经枪毙好几个了。”

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投降，一个月后，一名原西南联大的学生悄悄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整版贴到《天声服务社》壁报上，此事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中国驻印军总部稽查处认为是“异党分子”所为，把这名学生兵抓捕准备枪毙，杨毓骧和全连士兵签名要求保释这名士兵，暂汽一团所有士兵也纷纷签名。“大家没想到，简立团长竟然也签了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冒很大的风险。最后总部不得不释放了这名士兵。经过这件事，大家对简团长更崇敬了。”

不肯被调往东北打内战，1000多名汽车兵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要求退伍回学校读书。关键时刻，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

“民主团”的名声越来越大，日后的命运也愈加坎坷。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半年前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胜利会师，滇西国土与缅北地区也全部光复。这意味着，在缅甸战场，仗已经打完了。随着日本人趋向战败，对“民主团”——这个部队里的异类团队的监控却越来越严。

1945年6月，暂汽一团、二团奉命进驻印缅边境雷多，距离这里不远就是野人山。缅北的原始森林这时正由中美两国工兵修筑中印公路，这是继滇缅路后的又一条陆路国际通道。

“民主团”的士兵们渐渐感到，原始森林中的气氛越来越压抑。“驻印军总部对我们团士兵进行监视，只要对国民党有不满言论就立刻抓捕，有几名士兵被宪兵抓起来，周围还围上铁丝网。”

7月，汽车兵团开着美国制造的军车“衣锦还乡”，受到杜聿明亲自接见，部队在昆明待命，准备开赴太平洋，参加东京登陆战。“大家情绪很高，‘打到东京’的口号每天喊几十次也不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装备精良的驻印军成为蒋介石的装备最好，打胜仗最多的“王牌军”，立即调往东北，准备参加内战。投降日后第二天，暂汽一团每人发新军装一套，在敏感的时刻，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毓骧的注意，“因为每次打仗前，待遇就要变好一些。”

果然，两天后，部队接到开拔命令，目的地没有公布，但车上拉的都是炮弹。“车队到了湖南衡阳，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去东北。大家于是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政府承诺保我们的学籍，大家要退伍费，回学校读书。”

1000多名不听指挥，气冲冲要到首都讲条件的军人理所当然被视为一股不安全的力量，当他们行进到江西省泰和县时，被国民政府派出的一名团长拦截下来，团长强硬的态度反而更加激怒了学生军的怒火，“我亲眼看见有人抽出手榴弹，那个团长转身就上车走了。”

杨毓骧回忆，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政府围剿，他们就就地上山革命。

只有一个人能浇灭这场酝酿中的大火。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受命于国防部，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士兵们纷纷脱下新军装，换上驻印军的制服，“简团长流着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当然听，休整后开进南京城，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从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军装，夸我们帅气。”

南京政府最终兑现诺言，学生军纷纷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大学，重进学堂。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

暂汽一团是中国驻印军为数不多的，几个遭解散的部队。

这是杨毓骧最后一次见到简立。29年后，已经是教授的杨毓骧在云南西双版纳偶遇一名上海女陶瓷教授，两人交流中，杨毓骧得知女教师姓简，“姓简的人不多，我随口说我的老团长也姓简，没想到，这位女教授竟然就是简团长的侄女。我要简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叔叔已经去美国定居，她还告诉我，她的叔叔其实很早前就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2005年，杨毓骧和另外4名驻印军的老战友一起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

杨毓骧说：“几年前，我就约了几个老兵，商量重走中印路，那些远在异国的兄弟们多少年都没有人看过他们，多寂寞啊。我们想沿途为他们烧一炷香。这个计划很久了，迟迟不能实现，很多现实问题呢。这几年老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去世，我们都老了。”

张清伦：

1943年7月,我被央峒村村长邓光标抓征兵到坡心乡府,交给国民党百色接兵部队。

我们被抓到坡心乡后，国民党接兵部队怕我们逃跑，就用绑脚带把我们每四个人连成一串，以控制逃跑机会。到百色后，住在百色特伍师管区第二补充军团，军团长杨温。最后补到国民党新一军的新38师。于是，当年9月我们从百色出发，路经金城江—贵州独山—贵阳，在贵阳考学兵7天，接着坐火车兼走路经云南省加益县—昆明，住在云南省云南驿。在云南益飞机场集训3个月，同时保卫飞机场。从百色出发至云南益飞机场，均是行军和训练，没有跟共产党部队打过一枪一弹。

1944年农历正月初8，我们被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派为远征军，前往中印边境，从印度迂回包围消灭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我随部队坐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在清江口我们就开始换装，换武器。国内带去的衣物武器全部不用了。换上国外衣服和新式武器，就进入印度参加抗日战争。部队从清江口出发，又坐飞机到缅甸北部的孟关机场，下飞机后，就用地图和指南针走路行军，包围日本军。

1944年3月，在印度加里格塔我军跟日本军打仗，打过汀江—素江—水口—瓦拉渣—卡蒙—坭子湾，打日本军7天7夜，把日军打垮了，接着我军又追赶日军，日军边战边退，途经三叉—马路—水口—金辽—八莫—南坎—南喊—芒石—那伐—碗店，赶出英国殖民地——缅甸，部队坐飞机回国。

我所在的部队系国民党新一军新38师113团，团长黄大忠（四川人），四营，营长刘基（四川人），四连，连长肖廷香（山东人）二排,排长张德园(山东人)。12班，班长童光兴（湖南衡阳大榕县人）。我们12班是迫击炮班。我是迫击炮手，上等兵、下士班长，既负责射炮手，又负责管理下士。我们主要是配合兄弟班排，用迫击炮攻打敌人阵地。我在1944年10月，与日本军在八莫作战时，开夜战，日本军在一个山堡上，我军在山下，为了抢占山头有利地理位置，我军摸黑到日军驻守的山下，接着用迫击炮轰炸日军，于是，山上的日本兵就从山上甩手榴弹下来，我不幸被爆炸开的弹片飞来割我的左手肘关节骨，当时手有一半骨皮切破，手已不能扬起而往后翻了。在这种情况下，班长童光兴和战干陈学清（四川人）两人守护我一夜，到天亮，他们把我转送到印度密度陆军医院留医。后来又转到印度坭子湾14医院留医。我在印度养治伤两年多。当时同班的战士还有：张顺耳 （贵州省安陵县人）、谢兴华（江西人）、张尚清（四川人）、黄光华（四川人，副班长）、陈学清（四川人）。还有其他战友因岁月久远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到了1947年农历冬月，我们伤兵乘飞机离开印度坭子湾14医院，回到云南省祥云县云南驿乡水口堡上国民党23陵养老院疗养，到1948年9月，家里写信要我回家探亲，我的手已基本治好，于是，我便请假回家探亲。是年9月初9离开部队医院，9月16日回到家务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