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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采访的14天里，除了在北京，我跟他们见过面外，其它地方，我们都没有再见过面。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我和公安部的张处长一直在给他们打前站，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般总是比他们先到一两天，早走或晚走几个小时，一如既往地联系好采访对象，再用电话告诉他们，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陈佐洱说这话时一脸的满意，他觉得自己不辱使命。“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严格的保护措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他们在大陆采访的绝对安全，又绝不影响、干扰他们的采访自由。”

他们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厦门。在厦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李捷负责接待他们。他们对李捷说，中新社对他们安排得很周到。看来，两位台湾记者对陈佐洱和公安部张处长的尽心尽力的“伺候”还是很认可的。

9月27日,李永得、徐璐就要离开厦门，经香港返回台北，结束这次历史性的大陆行。李捷亲自去送他们上飞机，因为一定得送他们安全离开祖国大陆。临别时，两位台湾记者热泪盈眶，黯然神伤。一方面固然是彼此舍不得离开；更重要的是带着悲壮的心情上路的。因为，他们知道回去后按台湾当局的“法律”至少要坐2年牢。

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晚，吴丰山社长在台北的侨福楼为“满载而归”的两名记者举办庆功宴。然而，就在庆功宴上，他们看到晚7点半的第一则新闻──“新闻局”宣布李永得、徐璐的大陆之行为“非法”，采取两项处分措施：

(1)两年内停止受理《自立晚报》人员出国申请。

(2)以伪报不实罪,将社长吴丰山和两名记者交台北地检处侦办。

新闻局动用了“刑法”,确实是超出了吴社长原先的料想。对于他们以法律为政治工具的做法,《自立晚报》的同仁们“深不以为然”。

随后的一个星期，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事情似乎有越搞越大的趋势。《自立晚报》也请好了律师，等待开庭。并做好各种准备，“假使硬被罗织”罪名，便“从容作禁囚”。不过，在台湾，很少有人相信他们3人真的会被判刑。

《自立晚报》也的确不在乎，任事态发展，照常我行我素。事情既然做了，就坦坦荡荡去面对。10月6日,该报创刊40周年。他们在台北一家大饭店举行同仁聚餐庆祝大会，场面十分盛大。近千名嘉宾到场庆贺。会上，《自立晚报》的发行人吴三连，颁奖表扬李永得和徐璐，称他们此次的大陆探亲旅行采访，“表现杰出，几近完美”。

由于这一趟历史性的大陆行，李永得、徐璐一跃成为中外所瞩目的记者明星。而这两位记者明星所产生的冲击波，对台湾当局的震荡是很大的。李永得、徐璐在报道中提出：台湾当局“目前在探亲政策上所表现的消极被动的姿态，确有大加检讨修正之必要。”他们批评台湾当局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就像一块不吸水的海绵”，“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在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响及各界人士的抗议下，台湾当局准备处罚《自立晚报》的事，果然不了了之。在两位记者回台湾的一个月之后，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随之,与大陆隔绝了38年的骨肉同胞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探亲潮；而这一潮流，猛然冲破了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势不可挡。

与此同时，《自立晚报》的名声也大振，伴随着两名记者明星的升起,报纸的销量大增,由10万多份猛升到20万份以上,成为台湾的最大晚报,在晚报市场的占有率达78%。

《自立晚报》总编辑陈国祥曾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其实，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的举动，对国民党当局的大陆政策造成影响，从而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勇敢和“胆识”，使得他们先走了一步；而这率先的起跑，不仅使《自立晚报》本身在台湾报业的竞争中，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确确实实在两岸关系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历史性一页。

这次接待任务完成后，陈佐洱即向杨斯德主任汇报。陈佐洱说，两位记者此次所作的大陆之行，是探亲旅游采访。他们的目的是想在台湾当局研讨拟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之际，作先行性的“探路”，并希望以此来促进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所以，他们在此次的大陆之行中，也特别关注大陆上的亲人与台湾亲人失散的情况。

中央领导对陈佐洱汇报的情况很重视，特别组织了一个包括宣传部、中台办等领导在内的40几位部委办负责人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了王士谷社长和陈佐洱的汇报，并对陈佐洱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佐洱动情地对我说：“我这一生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港澳回归祖国的整个过程，我特别希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