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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我身后看了好久，他一定是在确定我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结婚是一件大事。

吃晚饭的时候，他说：“阿姨，我想和晓春结婚，您看呢？”

“好啊。”我妈毫不犹豫地说：“我去拿黄历来，看看今年年底有啥好日子。”

“不必看了。”我说道：“十月一日不就是个好日子吗？”

全家人都愕然，他们看着我，包括大方。作为一个姑娘家居然如此主动地要求结婚。

“学校最后一批转正名单出来了，没有我的名字，我看王校长是不准备把我转正了，我还呆在这里干嘛？还不如早点嫁人生孩子。”我平静地夹菜，平静地说。

“怎么回事啊？”大方问。

“都是我不好，上了王校长的当，没让晓春继续复读，现在可好是我误了女儿的前途了。”我妈叹着气把王家和我家之间的纠葛说给大方听。最后我妈说：“大方，你不会嫌弃我们晓春没好工作？你家人也不会嫌弃吗？”

“不会，我们结婚以后可以到上海找工作的。”大方安慰我妈。

我妈想起离国庆节只有一个月了，就说：“晓春，十月一日太急了，家具都来不及做。”海边妹子出嫁，娘家要邀请木匠做七大件。（电视机柜，衣柜，饭桌，写字台等。）

“不要做，阿姨，我家房子小放不下。”大方说。

“什么？房子很小吗？”在我妈脑子里，上海人的生活是繁华的，舒适的。

“是的，很小的一间。不过阿姨，我们那迟早要拆迁的，拆迁了就能住大房子。”

我妈点点头：“可是，我们总要准备呀。晓春爸活着的时候，不知道多疼这个女儿，所以一定要风风光光把她嫁出去的。”

“不要。”我放下碗筷。“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换洗的几件衣服就可以了。”

我当时的神情模样一定是给家人的感觉，我是迫不及待要嫁给大方了，非嫁不可！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就是一个想法，我要离开这里，不顾一切！

不管，家人怎么纳闷我的态度，我这结婚的想法被落实得一帆风顺。

我觉得对不起家里，身为长女，化了家里好多钱读书，却最终没能考上大学，民办教师的工资是那么低廉，根本没给这个家什么帮助。因此我坚决不要我妈给我置办嫁妆。也算是对这个家最后的贡献。我根本就不顾大方以及他家人是怎么想的。而大方呢，对我则一百个顺应，我说什么他都支持。

我们结婚了，很简单的结婚了。我们匆忙拍的结婚照是最简单最老式的那种，两个人依偎着站着，我们的笑容不是很相称，我笑得有些僵硬极不自然，而大方的笑却显得憨厚而满足。

在婚宴的酒席上，大方拉着我来到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面前：“晓春，我们来敬敬三表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非要拉着我来敬这个表姐，我便照着做了。事后，大方告诉我，三表姐是教育局人事科的干部。他说：你不是一直想做老师吗？我已经拜托她给你留心了。原来大方时时刻刻就是想着我的事，我很感动。

我开始适应上海的生活。以前在海边，我们和邻居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差异，每天都过着普通的生活，没有悬殊的贫富差异，可是来到上海以后，我才感受到原来贫穷与富有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首先在上海什么都离不开钱，一滴水，一根葱，什么都需要钱去买。我是外来妹，我的户口要五年后迁进王家，因此，我没有机会被安排工作，就连基本的医疗保险都没有。我一下子成为了一个依赖丈夫生活的女人。这是我最不习惯的。我不得不收起我的傲气，等待着大方说：“你要钱吗？”没有钱我连卫生巾也买不起。

于是我婆婆经常叹气，说大方这辈子苦了。俨然在她眼里我是这个家的累赘。而那时候，我弟弟妹妹自以为大姐嫁给了上海人，他们到处炫耀，周末就乘了车来上海找我。我不能告诉他们不要来，每次来，我还要装阔给他们买吃买穿。于是我婆婆就说：“娶了外来妹，就等于娶了一家子。”我听了这话难过极了。

于是我想，我一定要找一份工作。我不想留在家里看我婆婆的脸色。

而这时候，我却怀孕了。大方听见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三十岁的他是该做父亲了。他父母也高兴，说大儿子生了个女儿，就指望我生个男孩了。为了在这个家生存下去，也抱着对王家的报答之情，我祈求上苍一定要让我生个儿子。

可是事与愿违，我就是生了一个女儿。大方的嫂子可以生女儿，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是个外来妹。我公公听说我生了女儿，气得把一锅本给我送来催奶的猪脚汤都倒了，老夫妻俩连医院都没进。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外来妹连孩子都不会生，实在是太让他们失望了。

我抱着我的女儿，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一定要把我的女儿抚养成才。

从医院里出来，我就变了一个人。我不再在乎我公公婆婆的脸色。我安心带好我女儿，尽量什么事都不求王家人。

在贫穷艰辛的生活里，我和大方的感情却在日益加深。我会抱着女儿去弄堂口送他上班，等他下班，我们会一起带着女儿去动物园玩。女儿的出生让家里经济更加拮据起来，大方为此还极力戒烟。我也因为带女儿变得日渐消瘦起来，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买零食。大方常在晚上揉着我说：“委屈你了，没让你吃好穿好。”我承认这样的生活很清苦，可我不埋怨大方。在上海我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去责怪他呢。我就说：“一切都会好的，假如我能出去工作就好了。”

她三表姐来了，她说，她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去一所新造的小学里报道工作。她说，现在上海人口导入地区新学校里缺少工作人员，每年教育局都有转正名额，好好干，会有机会的。三表姐的话燃起了我心中对曾经理想的渴望。我当即答应表姐，说我会好好干的。

我第二天把女儿送到街道托儿所，就去那家小学报道。

校长一听我是人事科刘老师介绍来的，对我很客气，他叫我填写好表格，他说：“明天开始就来上班吧。”

回到家，我高兴得抱住大方说：“我有工作了！”

可是第二天去学校上班，校长却叫我去领一个拖把，一个水桶，一副袖套，叫我擦窗扫厕所。我委屈得差点当着众人的面要哭出来。

好容易憋了一天，回到家，看到大方就抱住他痛哭起来，吓得他，急忙上下检查我的身体，是否伤着了。

我说，生活很没意思，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了？

大方二话没说，拿了我的高中结业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去找她表姐。她表姐说：上海到处是大学生，一张高中结业证书算什么？上海教育局是不承认外地教师资格证书的。以她这样的资历也只能是做个后勤人员了，以后争取抓正也好歹有份稳定的工作，难道还不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