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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在不行，还得采用军事手段。邓小平的这一表态，彻底打消了美国坚持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幻想。与此同时，中国决定加快经济发展，一些美国商贸界人士强烈要求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便打入中国的广大市场，而苏联对美国的挑战更加咄咄逼人。上述因素终于促使卡特下定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观点日益受到白宫的重视。

布热津斯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美国承认中国方面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第二，美国将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第三，美国离开台湾时，将保证不让日本进入台湾；第四，美国欢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支持台湾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军事行动；第五，美国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并设法促其实现。由此可见，尽管他还是希望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较之万斯的观点，已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就为中美磋商提供了基础和回旋余地。1978年3月卡特拍板，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华，并授权他“看准了就可以见机行事”，但还是应提出美国关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美国将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向台出售武器。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踌躇满志地抵达北京。

中国对布热津斯基的积极立场是比较赞赏的，因此他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中方还安排他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故宫等地。中国对布热津斯基访华高度重视，邓小平再次担负起与美方谈判的重任。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气氛十分的友好融洽。

一见面，邓小平就关心地微笑着问布热津斯基：“一定很累了吧？”布热津斯基高兴地说：“我的劲头很足呢！来中国之前我就阅读了你同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邓小平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看法、观点、主张都是直截了当。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我们中国人做事喜欢干净利落。”布热津斯基也被邓小平的幽默爽快感染了，他也笑着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两人一阵寒暄之后进入正式谈判话题，气氛又严肃起来。

谈到台湾问题时，布热津斯基向会场四周扫视了一下，然后神秘兮兮地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卡特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因此卡特总统准备在国内负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仍然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的发言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中美从1955年开始谈判接触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大的让步与松口。但是邓小平从布热津斯基说“卡特总统准备在国内负政治责任”的话语中推断出他的话还远没有结束，于是也就没有插话，而是点燃一支香烟吸着静等他把话说完。

果不出邓小平所料，布热津斯基停顿了一下就接着面露难色地一摊双手说：“但同时，我们还有些国内问题、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待我们去克服。这些问题很复杂、很棘手，有些还牵动感情。因此我们必须设法找到某种方式……”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看了看邓小平，发现邓小平正平和而又略带笑意地盯着自己，才放下心，吞吞吐吐地说：“找到某种方式，使我们可以表示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获得和平解决。”说到这里，他又忐忑不安地看了一眼邓小平，见邓小平脸上的笑意有些凝固，就又连忙补充说：“当然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内政，我们是遵守上海公报精神的。”最后，布热津斯基又强调说：“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美国是讲信用的，虽然我们现在正继续并加速从台湾撤军，但是美国还是要在远东待下去，以免造成人心浮动，而被我们共同的敌人所利用。在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时，以及在我们同台湾人民的关系的历史性的过渡时期规定一系列关系时，都要考虑这一点。”

布热津斯基说美国人说话喜欢痛快，但实际上他的发言却吞吞吐吐、含糊其辞。邓小平理解布热津斯基的处境，但是国家民族利益使然，中国方面的既定立场不容有丝毫松动。所以邓小平尽管赞赏美国方面作出的相关让步，还是进一步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他温和地说：“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的观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美国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日本方式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与台湾之间民间商业来往的继续。”针对布热津斯基要求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邓小平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脸上已经露出尴尬神色，他有些坐立不安了。邓小平见状，微微笑了笑说：“当然，你们要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这可以，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使布热津斯基大喜过望，绷紧的面孔展开笑意。但还没有他笑意完全展开，邓小平又坚定地说了一句：“但你们的希望作为条件不行！”布热津斯基赶忙插话道：“我奉命向你们确认，美国接受中国的三条，并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你们所讲的五点。我愿意把我来北京后讲过几次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应该指出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希望中国正式声明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中国在这个立场上一直没有任何松动。邓小平的表态，在美国政府已经作出了巨大让步的情况下，既没有放弃中国的既定立场，也给了卡特政府一个台阶下，而且，美国仅仅一个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对中国又没有实质的影响——实际上，美国这样的声明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邓小平的这一表态集中体现了他的外交才智和灵活把握局势的能力。

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的表态非常感激，也非常满意。他当场邀请邓小平适当时候访问美国，并说希望自己能够在美国的家里亲自设宴招待邓小平。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双方还商定，立即在具体层面上开启中美建交的相关谈判。

5月23日，布热津斯基高高兴兴地离开北京飞回美国。卡特总统对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成果表示赞赏和满意。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佩服邓小平的魄力和才智，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世界级的政治家。后来他回忆道：“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沉浮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但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自此，中美开始进行建交谈判，原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

7月5日,中美在北京举行了双方政府间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部长黄华,我此时从泰国调回来准备接替黄镇去美国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也参加了建交谈判。美方代表是伍德科克和他的参赞。伍德科克向黄华递交了关于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

1.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

2.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

3.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

4.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

7月14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对于前次美方提出的4项议程,黄华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

这两次会谈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8月9日,我抵达华盛顿赴任,国内给我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动向和谈判进展情况,这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另一个是摸清美国的底细,配合国内谈判。在国内的时候,由于参加接待布热津斯基的工作,我和他已经很熟悉了。到美国之后,和他关系更加密切。每当双方谈判遇到困难,谈不下去了,他就请我去白宫吃饭,一边吃一边谈。他知道我会把谈的结果报到国内的。这样的饭吃了多次。

正当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异常紧张的时刻,9月1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亲自接见我,把他对中美建交谈判的精神讲了一下,实际上以后的谈判美方就是根据这个谈话内容进行的。他说,1978年将是中美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对会谈是认真的。现在,接近于完成谈判的时候了,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希望中方也照顾到美方的政治需要。进而他提出:美方需要照顾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二条是美方要表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但是他理解中国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关切。卡特说,华盛顿将会避免向台出售“进攻性武器”。我根据国内的原则性指示精神回答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美方应该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使两国关系尽快正常化。现在建交谈判的结果取决于美方。”最后,我向卡特表示,将把这次谈话的内容立即报告中国政府。在我经历的中美建交谈判历程中,与卡特的这次会谈,是最重要的一次。美方向中国领导人交了底,双方由此加快了建交谈判的进程。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我,谈话中心内容是强调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他指出,今后两个月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好时机。中美双方要迅速地就正常化问题作出决策。过了这个特殊时期，美国国会将要讨论美苏核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中美建交谈判就会推迟到明年秋天以后了。听了这番话,我意识到这个信息的确非常重要,当即向国内作了汇报。

11月2日,美方准备在北京同中方代表的谈判中亮出自己的底牌。因此，布热津斯基向我传达的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向中国领导人预先打个招呼,让中方能够了解美方的意图。11月2日中美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谈,美方提出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这天谈判临近结束时，中国代表黄华许诺，将在下次会谈时对美方的提议作出回复。

中国代表在这次会谈中言谈举止的微妙变化，美国代表都注意到了。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大使当天向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报告:中国方面正在日益注意我们发言的细节。重要的是，这是黄第一次不再争辩式地反复强调中国的立场。

当天,刚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邓小平审阅了美方的草案和我报回的口信,当即作出加速正常化的决定。当黄华外长汇报的时候,他指示说,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步伐,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但是,“同美国正常化要加快,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之后,他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也做了相应的指示。

11月5日，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于11月14日晚回到北京。此时，北京正有两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在等待他。这就是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重要的会议恰好与中美建交谈判最后进程相重叠。

尽管外交事务不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但由于中美建交谈判关系重大，此时又进入了最后和最关键的时刻，国际关系亦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因此它就成了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两次会议期间处理的重要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中专门讨论了中美建交一事，邓小平本人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1月27日，邓小平再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并作出了重要指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部还建议中美双方马上进行第六次会谈，并由邓小平亲自约见伍德科克，表明中方立场，提出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敦促加快谈判进程。

当天，邓小平还会见了美国专栏作家诺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比这还要大。

邓小平还说，如果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给美国提供的安全，要比美国和苏联签订什么控制武器协议都要多得多。

邓小平讲这番话是有深刻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工业不断崛起，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世界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经历了“文革”长期的自我封闭，此时的中国迫切希望对外开放，赶上世界经济前进的步伐。实现与美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的愿望。

11月29日，邓小平再次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希望尽快与美国建交，然后实现访美的愿望。

这天，邓小平会见了由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邓小平在回顾刚刚结束的日本之行后说:“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在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外交场合将实现中美建交与自己的生命历程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

日本客人问邓小平:“中美建交需要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缔结中日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增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去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在11月的最后几天中，邓小平对于中美关系的关注程度和亲自处理的频率之高，都是非常少见的。卡特总统迅速得知了邓小平这次讲话的内容。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经常在他的住所约请老同事、老部下前来议事，经常到他那里参加这种非正式“碰头会”的有李先念、陈云、方毅、胡耀邦、黄华等人。在1978年的秋天，对美外交政策是这些“碰头会”经常的议题。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召集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主要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与会者说：“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公报出来后再同他们谈，不然它就要翘尾巴。”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中美建交谈判的进程。由于事态的发展，建交谈判的实际进程还要更快一些。